一 古往今来，人们总是问：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人性是什么？本文把这种在“是什么”的思维框架内发问、探索、争鸣和求解的追问定名为“求真性追问”。 从特定的意义上说，这种追问方式有存在的必要，但不可否认的是，第一，这不是人学研究中的唯一的追问方式；第二，仅仅局限于这一种追问方式，会给人学研究带来弊端，实际上，这种追问方式本身就有弊端。 古今中外的人学史上，对人是什么的追问和界说可谓汗牛充栋。如果我们对这些界说进行总结性评价的话，那么，结论只能是：它们都是既有道理，又无道理。说某一种界说有道理，是因为它揭示和描述了人的完整存在的部分现实，如说人是理性动物，是社会政治性动物，是创造和运用符号的动物，是意识形态动物，更有甚者，有人以幽默的神情把人说成是唯一能仰面朝天睡觉的动物。说某种界说无道理，根据在于人是一种丰富多彩、复杂异常、变动不居、各具特色的存在物，此种情况下，仅仅揭示和描述出人的存在的部分现实，能说是对人的完整界说吗？ 具体说，人学研究中的求真性追问，有三个难题永远无法解决。 1.当人学研究中的求真性追问者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出“人是什么”的一般性结论时，经验事实与一般性结论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经验事实存在中的个别事例，是永远无法穷尽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变动性；而一般性结论，由于是全称判断，所以，它就涵盖了所有有关的经验事实和有的是并不存在的“经验事实”。况且，一般性结论中概摄的经验事实，只不过是无数种经验事实中的一种，而实际存在的经验事实，正好与此相反，是无数种，而不是一种。 由此看来，以求真性追问方式提出的任何一个“人是什么”的命题，不能得到证实，却能证伪，因为，彼此相反的例证太多。例如，当我们竭尽全力论证“人是天使”时，几乎可以找到同样多、甚至更多的例证证明相反的命题：“人是魔鬼”。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南京大屠杀，在这些行为的主体身上，我们能找出一点人的味道吗？更别说找到一点人的神圣性的影子了。这说明，求真性追问的根本目的是求到真，实际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求到的是假，即，与一般性结论相反的例证，证明了一般性结论的假。 2.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存在是如此复杂、丰富和变动不居，我们根本不能在一个概念或一个判断中，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包括在里面。进一步说，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中的人，不仅仅是复杂、丰富和变动不居的，而且，还有过去的人我们在研究中已无法弥补的失真性，未来人的无法预测性，这些，求真性追问是无法顾及到的，而无法顾及到这些，也就根本不能达到全称性命题的可靠性。例如，假设我们把人界定为理性动物，由于这一界定是全称性判断，所以，它不仅涵盖了当下的“所有”，而且也涵盖了历时性的“所有”。但是，理性以概念、判断和推理能力为前提，原始社会中的人有这种能力吗？讲到未来的人，我们能预测出什么呢？预测，作为未来的“既定存在”，其根据是什么？有多少？用当下的事实为根据对未来的预测，它毕竟是预测，但不是事实，在这里，同样有难以逾越的鸿沟。 3.当求真性追问提出自己的结论性命题时，命题中的“是什么”指称的客观事实确实存在，但这里的客观事实的功能和意义，必然地超出命题本身，否定了其他种类的客观事实的存在。例如，法国的阿尔都塞说，人是意识形态动物，这意思是说，人除了意识形态动物之外，就什么也不是。人的实际存在状况是如此吗？人的社会历史性不也是客观存在的吗？人的情感和理智，不也是客观存在的吗？但是，尽管这些属性客观地存在于人之中，可在求真性追问者提出的“人是什么”的命题中，不能把它们全部包容在里边。实际上，不能包容它们，因为，要包容它们，就有陷入逻辑混乱的危险。如果关于人是什么的命题中不包括本质上相异的两种以上属性，那么，这样的命题肯定与人的实际存在状况相矛盾，上述作为例子分析的命题，就是例证；如果关于人是什么的命题，其内容包括了本质上相异的两种以上属性，那么，这样的命题，会陷入逻辑混乱。例如，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关于人是什么的命题中，说人是理性动物，又说人是非理性动物。当然，我们在关于人是什么的命题中，能说人既是理性动物，又是情感性动物，还是社会政治性动物。表面看，这在逻辑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并列连举，是没有穷尽的，一旦在人的某种属性上结束这一并列连举的过程，那么，肯定是有些人的属性被排斥在命题的表述之外，这样，对人的完整存在的反映，同样是不完整的。在关于人是什么的命题中，表述一个属性和表述有限的多种属性，其性质是一样的，都会遗漏没有进入命题的人的其他属性，说得严重一点，都是对人的完整存在的肢解和割裂。 这里产生了问题，既然人学研究中的求真性追问方式中存在如此多的缺陷，为什么古往今来的这么多哲学家、思想家，总是在不停地、以同样的方式追问人是什么呢？或者说，这种追问以及这种追问连绵不断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这里的深层原因，可能在于找一个思考和论证问题的逻辑前提，这个前提，以公理的面目出现，当人们在思考和论证与人有关的其他问题时，依据这个逻辑前提，就可以不假思索和论证地提出问题与确立出发点。但我们已经说明，这里的以经过证实的面目出现的逻辑前提，实际上是假设性的，因为它本身就需要证实而没有被证实。 二 人学研究中另一种不是以自觉而是以自发形式存在的追问方式是：不是直接追问人是什么，而是追问：如果我把人设定为什么，那么，从这个设定出发，会导致什么的理论结论？这种理论结论，会导致什么样的其他理论后果？这种理论影响和支配人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实践后果？我们把这种追问，定名为“功能性追问”。具体说，功能性追问，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设定自身；二是设定引导出的哲学结论；三是把哲学结论作为逻辑前提和方法论原则所得出的其他理论成果，如政治学理论，伦理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等等；四是理论支配人的社会实践及其社会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