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发展史中，每一时代的人们都通过把握一定的社会矛盾而提出自己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同时又通过解决社会矛盾与实现历史任务而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历史无非是一个人们不断提出并解决历史任务的运动过程。但是，由于人类活动不仅是形成社会矛盾的深刻原因，而且是解决历史任务的根本力量，因而也可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人类活动不断地更新内容并变换形式的演进过程，即人类活动在空间结构上的扩展与时间序列中的延伸相统一的系统。 人类活动，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表现与发挥、内化与外化、确证与展示的特殊形式，是人对客观对象或其他主体施加自觉能动作用并与其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主体行为；就其结构而言是活动主体与活动对象、活动目的与活动手段、活动内容与活动方式、活动过程与结果之间凭借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统；就其功能而言是人创造环境与环境塑造人的统一，即人把内在的本质力量、主体属性与精神品格不断对象化与外化为一个属人的世界，同时人把外部世界与他人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不断转换为人自身的体质、能力与智慧；就其类型而言是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与精神文化活动三大基本形式对立统一的动态整体。 人类活动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观念地或实际地改变与否定对象的现状，实现着人的理想追求，创造出充满真善美的新对象与事物，历史地推进着社会的进步，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着日趋完善的现实条件。但与此同时，人类活动也具有负面效应，假恶丑现象如影相伴，由此造成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曲折、停滞甚至倒退。原因在于，在人类活动中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总是表现为矛盾性的符合与动态性的统一，自然必然性、历史必然性与传统观念时时处处都会限制与束缚主体行为，人的本质力量与活动能力在历史生成的过程中都显出非完满性与历史局限性，因而人类活动对原先矛盾的解决往往采取了付出一定代价与带来新的矛盾的形式。进一步说，人类活动的本质之点是创造，是人为地改变和作用于对象世界的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对象的破坏；在强化与突现某些性状的同时必然贬损与抑制对象的其他性状。人类活动的创造与破坏是一对共生共存与互竞互促的对立统一体：没有创造，人类就无法走出动物界，人类就丧失了创新与前进的欲念与动力；有创造必有破坏，创造力与破坏力恰成正比，因而对旧事物的破坏程度越深，新事物的创造性就越强；人类正是通过追求创造与抑制破坏，才日益成为自觉的能动的历史主体。可见，创造与破坏是人类活动对人来说既积极又消极、既肯定又否定、既有利又有害的两重性。 人类活动的利害二重性特征经历了一个在现实中逐渐暴露、在观念中逐步被把握的历史过程。大体上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活动能力低下，活动节奏缓慢，对对象的破坏程度是微小的和局部性的，这种利害二重性的特征尚未明显地表现出来，因而人们常常对农业社会保持着田园牧歌式的印象与追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人类活动范围日益拓展，活动能力极大提高，活动节奏加速增长，活动的利与弊同时被放大。虽然马克思等人一再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但工业文明的利以压倒的优势遮盖了其中的害。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类活动的积极效应，相对忽视或未能充分认识到人类活动的消极效应。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活动实现了世界一体化，活动的利与弊以全球性形式呈现出来，当代全球问题的爆发更是给人类活动敲响了警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与反思人类活动的利害二重性，并在某种程度上对此形成了共识。 从总体上说，人类活动的利害二重性是复杂多样的状态。有的活动是利大害小，有的活动则是害大利小，其中利与害的成分各不相同；有的活动从暂时说是有利的，从长远说是有害的，出现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有的活动对局部是有利的，对全局则是有害的，产生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有的活动对这一局部有利，对其他局部则有害，造成了不同局部利益之间的对抗；有的活动在开始时似乎具有合目的性，但在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后才逐步暴露出其负面效应，这是原先未能预料的或没有充分估计到的，导致了客观结果对主观目的的背离；有的活动所产生的负效应是人们本想努力避免或予以根除的，但因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如愿以偿，由此就设置了主观愿望与历史条件之间的对立。 具体来说，人类活动的三大基本形式无不具有利害二重性的特征。在这方面，劳动实践活动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作为人与自然之间变换与交流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过程，能动地创造出人化自然，将自在自然不断改造成在总体上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周围环境，显示与确证人的主体地位，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实现人的历史性自由。但是，劳动实践活动也会创造出有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非人性与反人化产物，产生出实践的负效应或客体反主体化现象。1，实践对象的反人化。 人类对自然界的大规模滥垦、滥伐、滥牧与滥采，工业生产与军事实验中大量废料、废气与废液的倾倒，都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存在。2，实践手段的反人化。在存在剥削、 旧式分工与私有制的社会中，技术、工具在充当人改造自然的强有力的手段的同时，也成为奴役与摧残劳动者的独立力量；武器从它被创造之日起虽充当着自卫的手段，但本质上是杀人的手段。3，实践主体的非人化。 在私有制社会，过度劳动、饥寒交迫、畸形发展、职业病与早亡等现象，是存在于劳动者身上的、产生于实践活动中的、有害于人的生存与进化的负面效应。4，实践过程的负效应。一方面，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劳动实践活动蜕变为异化劳动，人在劳动过程中肉体受到折磨、精神遭摧残，备受痛苦的体验。另方面，迄今为止，人类尚不能完全自觉地预见、调节与控制自己活动的全过程，由此受到异己的、自发的力量的操纵与摆布。劳动对劳动者来说远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5， 实践结果的负效应。这包括：最后的结果不符合事先的主观目的；结果虽与目的一致，但它从根本上有害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如毒品与核武器等；结果是复杂的，即今天的得与明天的失交织，此地的利与彼地的害混杂；实践结果在进入下一次实践活动时，成为凌驾于劳动者之上并控制劳动者的独立力量。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了劳动实践活动的负面效应，曾系统地批判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也曾批评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1 〕。恩格斯则具体分析了劳动实践活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所产生的二重性影响，并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