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这个结论在学理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但无论如何绕不开历史领域，归根到底属历史科学范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恩格斯）。而要研究好历史科学，就离不开唯物史观——理解历史的钥匙。离开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不可能获得科学的结论，相反却往往与研究者的善良初衷背道而驰。唯物史观严格要求，只能使用“批判审查过的资料”。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但即使对这一点有所偏离，也会闹出笑话。谓予不信，且看笔者随意拈出的几个时下例子：有的伦理学家认为古诗“夙夜在公”讲的是“为公”的美德。查《诗经》有两处讲“夙夜在公”的，一为《采蘩》，一为《小星》。按朱熹注，前者的“公”为“公所”，即祭祀之地；后者之“公”讲的是南国夫人施惠于众妾引来的赞辞，根本没有今日值得汲取的公德含义。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中的前四句讲的是“公有制”。朱熹注说：“言土之广，臣之众，而王不均平，使我从事独劳也。”分明讲“不均平”，怎么是“公有制”呢？即使单取前四句，也丝毫看不出“王土”、“王臣”是怎样变为“公有制”的。倒是我国经济思想史家胡寄窗先生三十六年前讲得准确：此乃“领主土地所有制”。（《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页）此类问题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奇怪的是，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市场经济。但以此去寻找文明的古代源头，却连“文字关”都没过，不能不令人怀疑它的可靠程度能有几分。尽管这些都是章句小道，但从小处做起，亦为端正学风所必须。又何况，它的负面影响远非纯粹误释古文所能承当的，更应该引以为戒了。与这种望文生义、错谬百出的牵强附会相呼应的，是抽象谈论传统、令人摸不着头脑的高头讲章。有人把唯心史观指导下的“国学研究”发酵出来的儒家观念决定论用之于历史分析，则说秦始皇灭儒而自灭，汉武帝尊儒而汉兴；用之于现实，则讲朝鲜半岛经济南北两方一盛一衰，在于儒学有无的报应。 其实，没有什么抽象的普适传统。凡传统都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历时性形式，各有边界而多种多样。同时，由于利益冲突多端价值取向必然不一。在精神、意识上，在论说中把具体的传统抽象化，把多样的形式单一化，既取消不了传统的负面因素，更继承不了传统的优良成分；相反，由于没有清醒的自我意识（除旧布新），陈旧的东西依然从生活中顽强地表现出来、产生影响、发挥作用。丢掉存在谈意识，离开实践说源流，泯灭内容讲形式，无视历史论是非，消融一切侃超越，消解利益炒传统，确乎“自由”，但更离谱；貌似公允，但更虚假；好像敞开，但更遮蔽。如此这般论古说今，且不说对一面大讲“大和”为何另面又血屠石头城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无法自圆其说；就是对“思辨”的故乡、文艺复兴的大本营、高扬禅意的东瀛何以会不约而同窜出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狰狞杀手这样的世界性历史事件也只能三缄其口、无言以对了。以其昏昏而想使人昭昭，只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可见，端正学风，把握科学方法的重要。这里，愿与同仁重温一个著名案例，或许不无补益。这里指历史学人周知的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事件。当年围绕这一事件进行研究且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共有三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蒲鲁东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说明，却不知不觉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辩护。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只有马克思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恩格斯分析马克思成功的原因时指出：不仅仅由于马克思精通法国历史、传统，更由于他运用了他最先发现的伟大历史规律的结果。“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2页） 确乎如此。马克思的犀利明快的分析，把震惊世界的政变的奥秘如数家珍地有条不紊、清晰准确、科学严谨地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这部百读不厌的经典之作，留给我们的教益真是太多了。马克思明察秋毫、高瞻远瞩的洞见智慧，使他1852年写下的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如合符契地在十九年后变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他重现历史的既科学又艺术的手法，使他在书中三次重复政变“三步曲”（三个时期的划分）的论述并不使人感到累赘，反而令人领悟到音乐旋律般凝聚着的法兰西深重历史含量的丰满音色、强劲力度。他首尾一贯、举重若轻叙说的根深蒂固的三个“拿破仑观念”的法兰西近代传统，甚为精彩；正是这传统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阶级等众多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终于使路易·波拿巴从“蚂蚁”变成了“狮子”……仅这一点也使我们这些致力于传统与现实关系研究的人受益匪浅、景仰不已了。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如何从“活的历史”研究中掌握活的马克思主义，应成为学界的一个核心课题。而要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贯彻到现实问题、传统问题的研究中去，既要有揭露矛盾不回避问题的勇气，更要有科学的方法论：不是从观念本身解释观念，而是从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等等的内在矛盾去说明观念的形成、演变和发展。不论是一般的历史研究，还是思想史（包括政治思想史、哲学史等）的研究，都不可忽视对于经济史、科技史中那种“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的探索。否则，就是“使用批判审查过的资料”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也难以满足。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 页）唯物史观历久弥新的巨大魅力也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