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一直离不开对国外相关学说的引介。从民国时期对德国[1]和日本[2]相关研究的翻译介绍，到20世纪80年代末对英美[3]和苏联[4]的学习借鉴，再到近年来对英美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吸收拓展[5,6]，以西方为主的国外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的概念和理论为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和基础。在国内主流表述管控、实用主义导向和“超英赶美”的背景下，介绍英美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还为中国的研究提供了相对更“学术”和“安全”的主题和方向。西方的很多地缘政治理论也对中国政府的外交、军事决策以及人民对世界政治地理格局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过度依赖西方研究框架和理论的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风险。一方面，中国在引介西方理论学说的时候更多是“学生”和“追随者”的角色，这使得中国本土研究在国际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界的原创贡献和引领能力受限。另一方面，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结论因社会环境而异，而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社会结构等都与英美社会存在很大差异，因此照搬西方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存在解释力和适用性不足的问题[7-9]。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关系、中国和平崛起、“走出去”和民族复兴的诉求等，从理论成立条件和成果应用需求两方面都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理论体系的要求。 当然，在对西方研究保持谨慎的同时不能走向封闭乃至仇外的极端，破除“唯西方论”的同时更加不能走进“中国特殊论”的陷阱。正如大卫·哈维2017年在中国演讲时常常反问：“到处有人对我说中国特殊，你们不开汽车吗？没有银行吗？没有酒店吗？它们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怎么工作的？”从这个角度看，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并不意味着在本土经验主义的胡同里排斥西方的一切。大部分学者认为，本土研究要从西方已有研究中取长补短，融会贯通。甚至有人认为，区分中外研究差异并无必要，应遵循西方社会科学普适的学术规范，构建无国界的一般性理论。因此，如何对待西方的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中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既是关乎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是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发展路径选择时面临的难解困惑。实际上，如何对待“西方”研究不只是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所面临的问题，近年来在整个人文地理学界乃至社会科学领域都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和深入的讨论[7-9]。 2019年5月11-12日，上海青年城市论坛YUF(第14期)暨“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理论前沿”青年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主要地理学科研教学机构的20余名青年学者参与了此次论坛，并深入交流了对中国政治地理学学科发展、地缘政治理论和微观政治地理学理论的想法。会后，大家深感有必要对西方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的研究议题、方法、范式和应用等进行系统的评判和反思。经过几轮讨论，达成初步共识：对于西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既不应盲目崇拜，也不能弃之不顾，而应该取长补短、去伪存真。具体而言，西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研究议题的多尺度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氛围的批判精神、研究视野的国际化和研究概念的严谨性等方面值得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借鉴；而历史视角缺失、知识生产不平衡、地图空间表达不足、话语分析过多、解决现实问题不足等方面存在局限，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应加以避免。本研究汇集了国内从事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年轻学者的最新观点，对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如何合理对待西方研究、如何更好发展自身理论展开初步探索。 2 西方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发展的借鉴 2.1 王丰龙：研究议题的多尺度性 尺度是地理学中的核心概念，但目前对尺度这一概念并无明确统一的界定。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属性，尺度往往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尺度经常指研究单元的空间范围或测量的最小单位，类似于自然地理学中的粒度(grain size)、遥感影像中的空间分辨率(spatial resolution)或地理统计中的最小集聚单元(aggregation)；第二，尺度还经常指代研究区域的范围；第三，尺度作为一个相对的概念，隐含着不同尺度之间的结构或关系系统，应被理解为一种沿着不同维度对地理现象或过程的“二次抽象”[10]，且主要是一种认知的建构物[11]。此外，由于认知尺度与现实尺度之间可能存在错位(如MAUP问题和领域陷阱[12])，且受认知能力和投入资源等限制研究单元的尺度与研究对象的尺度往往无法兼顾，因此对合理尺度的选取往往是一种艺术甚至政治，而非客观中立的过程。 作为研究空间与权力的学科，西方政治地理学的议题涵盖多尺度的空间[13]。以国家为中心，可以将西方政治地理研究覆盖的空间范围分为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三个尺度。其中，超国家尺度的研究主要涉及全球化过程中区域和全球治理问题[14]，包括气候变化[15]和跨境水资源[16]等天然地超越国家边界的治理问题；国家尺度的研究反而偏少，更多地围绕选举问题展开[17-19]；次国家尺度研究较多，包括城市政治生态学[20]、特殊城镇发展现象[21]、社区社会流动[22]和公共空间利用[23]等问题。除此之外，西方还有很多研究探讨不同尺度过程的耦合关系。如
Tuathail基于地方尺度的研究，分析了波黑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24]；Flint对冲突空间(conflict space)的分析表明，冲突不仅涉及局部的领域过程，更嵌入在复杂的国际关系网络之中[25]。此外，西方政治地理学研究中也包含如流动性[26]、表达[27]等实体地理空间尺度不太明晰的“虚拟”尺度上的研究。相比之下，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古典地缘政治和“一带一路”倡议等超国家尺度上的议题[25]，较少研究从政治地理视角分析区域治理、土地财政等经济地理和社会地理研究较多的次国家尺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