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突然之间，大家都满腔热诚地谈论起“人文精神”来了。先是上海，然后是北京，很快辐射到全国各地，“人文精神”一词不胫而走，成为许多所谓“人文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仿佛又到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刻了。 问题提得很尖锐：“人文精神”陷入了根本性的危机。若问“人文精神”是怎么陷入根本性的危机的，“人文精神”的倡导者们这样回答我们：“造成这种危机的因素很多。一般大家较多看到的是外在因素：这一个功利心态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人文学术被普遍认为可有可无，不断有人要求人文学术实用化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持久压力，等等。但人文学术的危机还有其内部因素往往被人忽视，这就是人文学术内在生命力正在枯竭。”〔1 〕这一段话颇值得辨析。 第一，市场经济与人文学术之间本质上是相斥的吗？ 表面看来，的确如此。市场经济诱使人功利化，而人文学术又很难带来实际的效益，很自然地，人文学术便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了。对市场经济的这种肤浅理解，是造成中国人长时期惧怕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原因。然而根据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西方市场经济二百多年的发展，不仅造就了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也同时造就了高度的精神文明。这反过来表明上述对市场经济的理解的偏狭。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而且更是一个社会学以至精神科学的范畴。市场经济的确有其功利性的一面，但是我们别忘了，非功利只能建基于功利之上，或者说，非功利的要求只有在人类功利性活动之上才能生长出来。这说明，真正揭示人的科学的人文学术只能从活生生的人的现实活动中产生并获得发展。 第二，人文学术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吗？ 可是这个问题刚一出口它便转换为：当代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吗？如前所述，人文学术本质上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至于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能否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那就很难说了。记得几年前，有人提出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种提法虽然有些偏激，但不能不说其中确有几分道理。 我认为，历来的中国有些知识分子之所以陷入窘境，在于其根深蒂固的所谓“天下情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固然为豪言壮语，但当他们吟诵这句名言之时的内在感受无非是自我对他人的优越感，自我具有绝对普遍性，由此滋生出对他人的“独裁”和“奴役”。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有些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优越感和自豪感，因此，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实际上是某些“知识分子”优越感的失落。这种“知识分子”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吗？ 第三，从内面看，人文精神和人文学术是一个东西吗？ 这个问题提得唐突，人文精神不就体现在人文学术之中吗？它们自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人文精神是一切人文学术的内在基础和根据”〔2〕。没有人文精神，哪来人文学术？ 人文精神与人文学术兴则俱兴，衰则俱衰，这不就是一个东西吗？ 但是从历史源流看，人文学术本来是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与宗教学术颉颃而发展起来的对于自然和生活的关注。按照中国学人治学的“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人文学术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更早。这且不说，不知怎么的，人文学术的发展不仅与宗教学术相对立，而且从自身内部滋生出“异己物”——自然科学。这样一来，人文学术不仅排斥宗教学术，而且也排斥自然科学了，人文学术难道就这样越来越自我封闭而不具开放性品格吗？ 与其说中国的“人文学者们”接受的是西方的“人文精神”，不如说他们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因此，他们嘴上说的是“人文精神”，却与西方重视个人的文化传统貌合而神离。这是很值得反省的。因此，在此必须强调指出，“人文精神”绝不是某几个所谓“人文学者”的专利，它是从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中能动地生长出来的，它本身不可能是超越时空的非历史的东西，毋宁说，历史性才真正是它的内在本性。 2 问题必须向更深处引伸。“人文精神”的倡导者指出：“拿哲学来说，它发展的动力在于怀疑和批判，但现在几乎完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怀疑和批判。哲学作为爱智之学追求的是人生的智慧，作为形上之学必然要有深切的终极关怀，这种智慧与终极关怀构成了哲学真理的主要特征和内涵，体现的则是所谓人文精神。”〔3 〕这里有两个疑点：第一，在何种意义上，哲学拥有至高无上的怀疑能力和批判能力？第二，哲学能够成为人文精神的最后避难所吗？ 关于第一点：在一些人眼里，哲学似乎具有对于一切事物的最高的裁决权，这其实不过是“哲学的迷梦”。众所周知，哲学乃西学，自古希腊以来，它以追求普遍、绝对、一般为职责，而以否弃特殊、相对、个别为目标。如果一般地这样去“追求”也还罢了，但一旦自以为就是普遍、绝对、一般，那就有走向独断论，走向深沉的“自恋”而不能自拔的危险。在西方，从康德到胡塞尔、海德格尔以来的哲学，大家都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特别是在一股回归生活世界的潮流之中，哲学的独断权威已经不可避免地丧失了。这就是西方现代哲学家们，比如说海德格尔、德里达们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哲学的终结”。当然，如果完全无批判地接受西方哲学家所谈论的“哲学的终结”，那有理由被斥为盲从。而反过来，如果不正视“哲学的终结”所昭示的意义，则也有理由被斥为执迷了。在我看来，不管“哲学的终结”在西方哲学家那里有多少种“谈法”，但其中心意思无非是述说着这么一个思想，即作为一般性、绝对性、普遍性的所谓“哲学”是不可能的，如果现代还有所谓“哲学”，那必须转换一种“话语”，更换一种“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