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发端于文学评论界进而扩展到整个思想文化界的“人文精神”讨论，已成为当代极富悲壮色彩的文化景观。遗憾的是人文精神概念至今仍无统一的定义。笔者以为，人文精神在其抽象性上指社会个体从自我生命感性出发对现实永无止息的批判、否定与超越。这里的现实既指社会现实又指个人内心现实；在具体形态上指特定环境里各类精神价值的综合。它是基于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实践而生长出来的，时代性是其内在本性。在此意义上，它是通体透明的时代文化精神的核心。人文精神重在建设，如何着眼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历史和现实视野去廓清人文精神的现代意蕴和当代主题，是进一步探讨人文精神所要倾注的工作。 一、人文精神在文化演进中的历史轨迹 人类的人文精神传统是当代人文精神构建的广阔资源，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提取有用元素，而且可以得到方法论上的借鉴。 西方哲人卡尔·雅斯贝斯建立了著名的“轴心时代”的理论。他认为，中国、印度、西方在经历了史前和古代文明时代之后，相继进入“轴心时代”。直至近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1〕尽管雅斯贝斯话语绝对，难免武断，但不可否认的是， “轴心时代”的许多精神价值是永恒的普通准则。 西方轴心期的灿烂文化图景为巴勒斯坦地区的先知，荷马、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普罗塔哥拉、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希腊贤哲，悲剧作家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所提供。古希腊神话和传说中蕴涵着丰富的价值意蕴：追求鲜明个性、浪漫情怀、美的理想；追求美德、崇尚为祖国为人民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献身精神；向往自由民主、渴慕智慧、勇敢、正义。需要指出的是，英雄的价值意蕴体现着早期希腊人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但并不等于当时人们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念。希腊精神渊源于荷马时代，甚至可以追溯到爱琴文明，萌芽于希腊神话中的生活理想和美德追求，但它的形成离不开古典希腊时期社会现实的沃土，特别是古典时期希腊人的追求和思想家富有创造性的提炼和升华。如古希腊时期的智者派思想家以启迪民智为己任，推陈出新。其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确立了人在宇宙中的主体性地位。苏格拉底以“雅典牛虻”自命，把改善人的灵魂看成毕生事业，甘愿饮鸩而死，而不放弃信仰。他提出“认识你自己”的著名口号，把研究人类精神的自我灵魂和宇宙精神的逻各斯作为哲学的真正使命。希腊精神即追求幸福、崇尚智慧、热爱自由、践行民主、张扬正义等，是古代希腊人留给西方和世界的宝贵遗产，它具有明显的理想性与实践性相整合的特征，构成了整个西方文明和价值观念的灵魂。它既是古希腊人社会生活的理想，又是他们个人生活的价值取向和奉行原则。其后，在古罗马土地上孕育的法制精神，蕴涵着理性、平等、正义、民本等内容，是西方精神的一次再生。 西欧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和科学精神的勃兴，是对封建等级特权及神学观念的一次否定。文艺复兴作为近代西方划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它反对神权，提倡人权，大力倡导尊重人的世俗感性生活，即肯定人的情感和意志自由，强调现世的快乐和幸福，讴歌人的美德良心及创造天赋。正如德国学者包尔生所言：“文艺复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的共同特征是对个人自由的热烈渴望：个人不再情愿受既定的意见和制度束缚，而是欲望他的特殊个性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欲望他所有的冲动和力量的全面和自由的训练……”〔2〕。 同时它诱发了享乐主义和物欲主义，以及因现世精神的扩张而导致意义世界的失落。人觉醒之后，脱离了上帝的监护，步入了信仰的盲区。宗教改革宣扬“因信称义”的宗教个人主义，推进了主观思想和批判的理性精神发展，主张以个人为本位，宣扬勤奋劳动、节俭理财、尽可能地多挣钱等新教伦理，发展了个人自由与平等，为新生资本主义发展鸣锣开道，最后奠定了西方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化精神。培根、笛卡尔等提出重建人类知识大厦，强调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提出科学是通向地上天堂的道路，希望通过科学达到完善的文明，使生命健康、长久、丰富、美丽和幸福。这种追求科学理性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它能使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在知识理性滋补下沿健康轨道发展。但也为后来唯科学主义泛滥埋下了祸根。在西方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期特别引人关注的吁求是孤独与焦虑的帕斯卡尔发出的：人没有上帝是可悲的，必须在新的水平上重建信仰。作为科学家的帕斯卡尔所吁求的不是学者和逻辑学家的上帝，而是亚伯拉罕·以撒和约伯的上帝。他的以“赌上帝存在”的方式试图建立世俗的价值理想是对世俗化和理性化过程中人的灵性与德性泯灭的一种反动。启蒙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在对人性和人类生存境遇批判反省的同时，都自觉致力于向民众宣扬科学与理性，自由、平等、民主与法制思想，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这种近代民主精神鼓舞着劳苦大众反封建专制斗争，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又接连不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论述是激动人心的，提出了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19世纪后期兴起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潮，更是一场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反思与检讨。20世纪的西方世界，文明的分裂与失衡是最突出的问题。技术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全面渗透，一方面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同时也加强了技术对人的全面控制，从而使人的行动变得“舒适的、柔和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从而丧失了批判能力和超越意识。人的主体存在和“生活世界”被“物的世界”所遮蔽，人成为精神荒原的流浪者。生态环境恶化，人际关系疏离。正是基于对现代困境的反思，生命哲学、意志主义哲学、现象学哲学、存在主义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等和各人文学科重返“人”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反思了人文精神的现实意义。叔本华转变了传统哲学的研究方向，他强调生命意志始终是原始的、第一性的东西，“照例认识总是服服贴贴地为意志服务的。”然而叔本华对生命意志宰制的悲观情调使其反传统的革命理论淹没在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道德中。在尼采那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形象不仅是对生命、本能、欲望和快乐的肯定，而且是对自古希腊以来理性主义传统的否定。一般认为，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中，尼采主要是破坏性的，海德格尔主要是建设性的。海德格尔通过对“在”的意义的追问，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人诗意地栖居大地”等主张。美国学者白壁德力倡注重“人事之律”的新人文主义，以“教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令人耳目一新。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一种人性丧失的社会，要想超越异化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必须通过“大拒绝”手段来一场革命，即“性的、道德的、理智的和政治的全面反抗”。为了指导这场反抗，他提出了“现代乌托邦革命”的理论。总的看来，海德格尔等对人的现代性困境的反思，集中到了对人的价值理性的肯定。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协调发展才是文明健康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