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继今年5月1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之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郑重向全党提出了端正学风的重要性。应该说，学风问题对于理论工作，具有特别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学风是理论工作的灵魂和生命，良好的学风是一切严肃、认真、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区别于庸俗的文字游戏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延安整风起，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全党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眼光和理论勇气，坚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从端正学风和思想路线入手，引导全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那时起，我们的各项事业，包括理论工作，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然而，毋庸讳言，与党的要求、时代的发展、人民群众无比丰富而又不断变化着的实践相比，理论研究尚不能说已经尽如人意。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学风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倾向是妨碍理论研究发挥其功能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学风上的问题不仅仅表现为教条主义倾向，如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等问题，也需要逐一研究解决。本文仅从学风与价值观的关系角度，提出一些看法，以期引出对克服教条主义、端正学风问题的更深入的反思和探讨。 人们习惯于将教条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歪曲了的变种，看作附着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一个怪胎。表面看来，这没有错。在我党历史上，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教条主义，最容易迷惑人，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的危害也最大。但细究起来，这种认识还远远不够。单就思想文化领域来说，用另一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批判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教条主义的情形近年来不也时常发生么？因此，为了在理论工作中真正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并使之发扬光大，有必要对教条主义的种种表现形式作一简略的剖析。 第一种，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语录和论断，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及它本身在实践中呈现出来的生动发展隔离开来，从本本出发肢解马克思主义，用对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的附会式理解来剪裁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生活。这种教条主义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历史和现实，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是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的、简单化理解出发，习惯于从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中寻求万古不变的公式和药方，其结果，不仅会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世界发展态势作出错误的估计，而且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损害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声望，从而客观上助长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动摇乃至否定情绪。有些人正是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出发，一步步走向怀疑、否定马克思主义的。 第二种，照抄照搬古代思想家的著作、语录和学说，习惯于从古代“老祖宗”（孔孟或老庄）那里寻找“济世良药”和现代化的精神动力，把存在于古代先贤们的本本中的思想、学说同它所赖以产生并发挥作用的时代条件隔离开来；把观念形态的文化同实际地支配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并体现在当时人们的生产、交往等活动中的活文化隔离开来；不顾历史条件的具体变化，把古代圣贤们的思想视为具有所谓“永恒价值”的超时代、超历史的东西；用观念的历史叙述代替现实的历史叙述，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演绎成观念和范畴的更迭史，把弘扬祖国优秀传统看作不过是古代思想家的语录的重新汇编和再度包装。此种教条主义及作为其表现形态的“老八股”、“老教条”在“五·四”时代曾经受到过激烈的批、近年来，随着国际范围内“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这种形态的教条主义在我国理论界似有骤然升温之势。不是已有“有识之士”提出，21世纪将是儒学“全面复兴”、“大放光芒”的世纪么？仿佛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才是医治西方工业化以来日趋严重的文明危机、道德沦丧的良药，当代全球性问题也只有从中汲取精神资源才能获得圆满解决。 第三种，照抄照搬外国模式，外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潮。毛泽东当年就曾严厉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的实际，盲目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和模式的倾向，认为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不过是充当了“留声机”的作用。几十年过去了，那种迷信“洋教条”、“留声机”式的学风是否就绝迹了呢？在理论探讨中，甚至在一些涉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重大现实问题的讨论中，不顾条件地照抄照搬某西方著名流派主张的现象不是罕见的。自从我们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以来，当代西方的经济学思潮、流派和观点被大量引进、介绍过来，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理论视野。应该说，这样引进和介绍是完全必要的。但介绍和借鉴外国的东西应是为了深化对本国问题的研究，而不是要取代对本国问题的研究。某些西方社会思潮的拥护者和宣讲者正是从其所信奉的某些思潮出发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开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眩目的药方。然而，这些国外经济思潮的拥护者和宣讲者却很少有人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我国目前是否具备或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实现他们的主张的条件。仿佛中国已经有了成熟的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国外的经验和模式移植过来。社会主义中国要赢得自身的发展优势，必须大胆地吸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这同迷信“洋教条”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