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01-0117-13 中国的俄国史学科伴随民族国运和世界形势的变化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即肩负着学人情怀、民族重任和学术职责三重使命。 如果从鹭江奇迹人编译的《俄国志略》于1878年刊印问世算起，已逾百年，于今整整140年；如果从中华书局1933年出版娄壮行编著的《俄国史》计算，至今已近百年，于今整整85年。此百年是中国俄国史学科砥砺前行、锦绣芳华的百年①。 我们在怀念史学前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建俄国史学科②的艰苦历程之际，在回顾三代俄国史学人薪火相传、勠力同心发展俄国史学科走过的不平凡道路之时，确有必要对中国俄国史学科及其状况的百年历史作一回顾和思考。 一 “知夷”与“盗火”：俄国史公共知识的早期积累及其目标取向 中俄两国，血不同缘，族不同宗，文不同种，教不同类，并且原本相距遥远。尽管在1238-1480年金帐汗国时代曾发生密切关系，但是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对彼此信息所知甚少，几近隔绝。 明清政府长期视俄国为金帐汗国的遗老遗少，称俄国沙皇为“钦察汗”“金帐汗”，以境外番邦待之。如1655年，俄国沙皇派遣的使节巴伊科夫(Ф.И.Байкóв)来到北京，因为他拒绝按中国礼仪叩头，因此没有见到中国皇帝，但是他带回了顺治皇帝的敕书，敕书中写道：“大清国皇帝敕谕俄罗斯国察罕汗：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赉，即俾尔使臣赉回，为昭朕柔远之至意。尔其欠承，永效忠顺，以副恩宠。”③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才统称为“俄罗斯国君”。在清代早期的文书和档案中，对俄罗斯的国名无统一的译法，有“罗刹”“罗禅”“俄罗斯”“斡罗斯”“鄂罗斯”“察罕汗国”等称呼，17世纪30年代后的外交档案中才较多地称“俄罗斯”。中国政府和社会对俄罗斯的模糊认识也播及中国的属国和属地。例如，朝鲜重臣、身为吏朝参议的金景善(字汝行，谥贞文，1788-1853)在19世纪30年代以书状官身份出使北京，其间，与俄罗斯人多有交往，并著有《鄂罗斯馆记》(1832年)，其中记载：“鄂罗斯或称阿罗斯，或称俄罗斯。以其人皆鼻大，故或称大鼻挞子，即蒙古别种也。”④ 然而，从16世纪中期开始，沙皇政府陆续以武力征服了喀山(1552年)、阿斯特拉罕(1556年)二汗国，其扩张势力越过乌拉尔山。到17世纪40年代，俄国将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纳入自己的版图之中，将其东部国界推至太平洋西岸。中俄两国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外兴安岭和黑龙江流域发生了全面的军事和外交冲突。尽管1689年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俄东西国界，1693年清政府允许俄国每三年到北京通商贸易一次，并在北京设“俄罗斯馆”，中俄政府间和民间的经济贸易及人员往来也越来越频繁，但是，俄国成为中国北方的主要威胁，哥萨克成为清军防御的主要敌寇，是不争的事实和要务。 由此，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对于俄国国情和历史了解的需求日益迫切，随之出现了一些以游记、日记、札记等形式谈及俄国的著述。此类著述的作者大多是从事与俄交涉的清廷官员、云游士绅或经贸商贾，而非专业人士，所提供的俄国信息基本为官场政治、山川风物、奇风异俗等公共知识，与其说是研究成果，不如说是散点记录更为准确。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为解决中俄冲突，清政府派索额图使团出使俄国，张鹏翮和钱良泽随团同行，前者负责使团汉文文案，后者为索额图的私人秘书。使团向北由张家口入内蒙古、西向经察哈尔，越过大青山，西行出卡伦，行至呼伦贝尔和喀尔喀，途中遇到喀尔喀蒙古人、鞑靼人、哥萨克人。此行给两人留下深刻印象，张鹏翮著有《奉使俄罗斯行程录》(又名《漠北日记》或《奉使俄罗斯日记》)，钱良泽著有《出塞纪略》。清代著名地理学家何秋涛称赞《出塞纪略》：“其中纶音奏议有补平定罗刹方略所未载者，亦不可少之书也。”⑤此两书为中文文献中关于俄罗斯的最早记述。 何秋涛(1824-1862)虽生于福建，并一生短暂，但始终关注北疆边政，中心即为中俄关系，始著《北徼汇编》6卷，后以详图解说，卷帙浩繁达80卷，学术价值甚高，咸丰皇帝阅后赐名《朔方备乘》。该书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论述中俄关系的代表巨著，书中详细罗列《中国与俄罗斯交界图》《乾隆末年俄罗斯图》《康熙年间俄罗斯图》《历代北徼俄罗斯图》等共25幅，对清政府在西北和东北的边政事务和对俄策略都提出了建议。何秋涛虽未到实地勘察，也未曾访俄国与蒙古，但他极其熟悉明清以来的汉学典籍，以正史为据，以时人著述和西方传教士汉籍著作为补充，善于使用考证、校勘、训诂等手段，“或据古以证今，或依今以稽古”，并且倡导“左图右史，相须为用”，使《朔方备乘》具有极高的可读性和实用性。何秋涛还订正了俞正燮的《俄罗斯事辑》。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将何秋涛、张穆与林则徐、魏源四人合赞，称他们“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反映了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里的脉搏，影响是相当大的”⑥。 1878年，一位号称“鹭江奇迹人”的作者，摘录俄国人自著历史，“译录其国史之大略”，编译成《俄国志略》。鹭江奇迹人在书的按语中强调编译此书的目的在于唤醒国人，了解夷情，“其俄国所留心著意，无非侵占邻国地土为务。比现在形势而论，西边有英法德奥意各国，皆虎视眈眈，断不容有侵占之事，行之甚难。……俄国之东界，乃我中国西北境，若不及早设防之，恐将来事机一露，即难收拾矣。俄之行为险诈，居心叵测，若视之兵戎，尚可预防，倘于玉帛礼貌而来，尤属可虑，不知其蓄意如何，更须严防为是”⑦。爱国学人一派拳拳之心和醒世恒言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