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民党与联盟党关于德国政策的辩论

作 者:
王超 

作者简介:
王超(1981- ),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德国现当代史的研究(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1960年代末,联邦德国社民党取代联盟党首度领导联邦政府后,主动顺应日趋缓和的国际形势,积极推动两德关系正常化,对民主德国采取了更为理性、温和、积极的政策。尤为重要的是,为促进两德人员互访与经贸文化交流,社民党政府愿意做出一些经济上的牺牲。然而,社民党与最大反对党联盟党在德国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双方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展开了激烈的议会辩论。这场持续多年的辩论不仅凸显出两党在德国政策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同时也体现出两党皆将联邦德国的经济力量作为实现它们德国政策目标的有力工具。最终,联盟党主动退出了这场辩论,其德国政策理念再次受到冲击,开始向社民党趋同。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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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0.01.013

       中图分类号:K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0)01-0100-08

       二战后德国的重新统一一直都是世界现当代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关注这一问题,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其中不少论著都涉及联邦德国政府对民主德国的政策措施①。然而,就目前学术界关于社民党执政时期德国政策的研究而言,大多还仅限于探究勃兰特政府和施密特政府时期德国政策的具体实践及影响。本文尝试通过剖析20世纪7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议会关于德国政策的辩论,深入分析这一时期社民党与联盟党的德国政策理念,以及制约联邦政府德国政策实践的各种因素,揭示出这场辩论给联盟党德国政策理念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影响。

       一、联盟党对社民党政府德国政策的抨击

       在二战后的联邦德国议会,右翼联盟党与左翼社民党是最大的两个政党。它们在联邦政府的德国政策上存在固有的分歧。1969年9月,社民党取代联盟党获得政府领导权后,从战后欧洲和德国分裂的现状出发,开始大力践行新的德国政策,使得这种分歧变得更加严重。例如,1972年社民党勃兰特政府为了打破两德长期隔绝对峙的局面,推动两德关系实现正常化,有条件地承认了民主德国的存在②,最终促成两德《基础条约》的签订,前联盟党政府长期奉行的“单独代表权主义”也随之彻底终结。这引起了最大反对党联盟党的强烈不满,为此联盟党还以违宪为由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诉讼③。

       随后,两党又在利用经济手段服务于德国政策上展开激烈辩论。在德国政策的实践中,社民党政府经常使用经济施惠的方式来拉近两德关系,改善两德间的旅行交通状况,扩大两德人员交流互访。例如,1973年底,民主德国单方面提高了最低兑换额④,来访的联邦德国退休人员不再免除兑换义务。受此政策的影响,1974年上半年,联邦德国到民主德国旅行的人数同比下降23.4%,减少了78万人⑤。为换取民主德国在最低兑换额方面做出让步,社民党政府于1974年底延长了无息透支贷款协议⑥,同时提高了无息透支贷款额度。作为回报,民主德国调低了最低兑换额度,免除了联邦德国退休人员的兑换义务。此外,联邦德国和西柏林公民使用私家车访问民主德国的限制也有所放松。

       然而,在联盟党看来,社民党政府的“付出”与从民主德国得到的“回报”不成正比。尽管两德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僵硬,两德间的交流互通也得到了改善,但联邦德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⑦。因此,他们并不认同社民党政府的做法。相反,联盟党认为,联邦德国应采取强硬措施应对民主德国的这种不友善行为。在民主德国出台最低兑换额新规则后不久,联盟党议员蒙德便在联邦议会向社民党政府提出质询:“鉴于民主德国将最低兑换额增加了一倍,我们是否仍有义务在德国内部贸易⑧框架内提供这些福利,目前无息透支贷款额度已经超过6亿马克,联邦政府是否考虑将无息贷透支款额度减半,降至3亿马克。”⑨

       随后,联盟党还在联邦议会公开主张对民主德国实施经济制裁,以此来对抗民主德国不断采取的划界政策⑩。此外,联盟党还炮轰社民党现行的德国政策,称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联盟党议员曼菲尔德·阿贝莱因在联邦议会中讲道:“现任政府在德国政策中奉行着一个刻板的公式,那就是经贸手段不适合作为对民主德国施压的工具。这是你们在德国政策中犯下的一个最糟糕的错误。如果联邦政府总是说,经济制裁措施从一开始就被弃用了。这样,你们就相当于给了民主德国在未来破坏协定以及进行勒索的特权。”(11)

       显然,联盟党担心,如果社民党长期贯彻现行的德国政策,会逐步丧失联邦政府在德国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也会使民主德国借机向联邦德国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可见,联盟党的德国政策主张与社民党的德国政策实践截然相反。随后,阿贝莱因又讲道:“我们强调这种观点,即通过给予民主德国经济或金融上的好处,来抑制其不断破坏条约的行为以及划界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了。此外,这不仅是政治智慧的问题,而且关乎联邦政府的尊严,对于民主德国的冒犯,不能总是忍气吞声,不做任何反应。”(12)

       此外,在联盟党看来,对民主德国实行经济制裁也是完全可行的,特别是通过削减无息透支贷款额度来迫使民主德国就范。其主要依据来自民主德国对德国内部贸易的依赖性。联盟党人阿贝莱因讲道:“没有我们的帮助,民主德国就无法实现其社会福利计划。此外,民主德国出口至西方国家的货物绝大部分是没有竞争力的产品,而且是在我们的帮助下进入到欧共体市场,它的工业现代化需要西方的技术。而且,民主德国几乎一半的外汇收入源自德国内部贸易。要是换作其他的贸易伙伴,这几乎是无法实现的。”(13)他指出,无息透支贷款规则完全被民主德国滥用,民主德国已获得8.5亿马克的免息贷款,每年可以节省几千万马克的利息。联邦政府还设立一个22.5亿马克的担保基金,可以向民主德国提供特惠信贷。单单通过欧共体关税优惠政策,民主德国就获得了几十亿马克的好处。他认为政治和经济的内在关系可以重新构建(14)。联盟党议员卡尔·海茵茨·莱姆里希也认为,无息透支贷款对民主德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他强调指出:“1953年的无息透支贷款额为5000万马克,而到了1978年是8.5亿马克。”(15)

       二、社民党政府对联盟党抨击的回应

       面对联盟党的猛烈抨击,联邦总理施密特(社民党人)亲自作出回应。他认为,联盟党主张以经济制裁实现政治目标,老套而又过时,且不具有任何建设性。他指出,在前联盟党政府执政时期,对无息透支贷款也表现得十分谨慎。例如联邦总理阿登纳在1961年民主德国修建“柏林墙”时,都没有减少或废除无息透支贷款。还有,在1968年两德关系再次紧张期间,基辛格领导下的大联合政府甚至提高了无息透支贷款额。他还补充道,无息透支贷款不仅具有政治功能,也是保持和扩大两德经贸关系不可或缺的工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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