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面包与谣言

作 者:

作者简介:
乐启良,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法国史(浙江 杭州 310028)。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第一次全球性的霍乱危机肆虐巴黎长达半年之久,导致法国首都死亡多达18402人。为了防止霍乱疫情的扩大,巴黎警察局领导开展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卫生运动,积极推动环卫承包制度的改革,要求更为迅速、更彻底地清理城市的生活垃圾,并由此和拾荒者产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致使后者发动骚乱。在骚乱期间,怀疑霍乱的存在并有人投毒的谣言纷纷四起,而且引发了不少袭击甚至虐杀无辜者的暴力事件。尽管拾荒者的骚乱和谣言危机只持续了一周左右,却淋漓尽致地呈现出路易-菲利普政府主导的卫生运动和最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某种意义上,七月王朝在处理霍乱危机时所表现的无能强化了大革命以来法国社会陷入膏肓的印象,促进了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激进思潮的传播。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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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565.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0)03-0098-11

       1832年3月26日,一场先后席卷俄国、波兰、普鲁士、奥地利、比利时以及英国的霍乱疾病,悄然侵入巴黎。霍乱的病魔在肆虐法国半年时间后,给巴黎留下了18402具面容枯槁的尸体。①突如其来而又病因不明的霍乱给七月王朝初期巴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在法国人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对于第一场全球性霍乱危机在法国的蔓延与消亡②、在巴黎引起的巨大恐慌③,由此揭示出来的贫富差距与阶级对立④以及政府机关与医疗机构采取的应对之策⑤,西方学者已经作过颇为详细的论述。然而,对于霍乱时期巴黎爆发的拾荒者骚乱,却很少有人予以专门的着墨。笔者试图通过考察1832年4月1-5日期间爆发的巴黎拾荒者骚乱,分析政府、环卫公司以及拾荒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牵扯和权力关系,借此呈现出七月王朝统治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一、霍乱前夕的卫生运动

       霍乱是由于摄入受到霍乱弧菌污染的食物、酒水或饮用水而引起的急性腹泻传染病,它的主要症状是持续的呕吐和腹泻,并由此引起严重脱水、循环衰竭、脉搏微弱、心律不齐、神志不清甚至造成死亡。在很长时间内,霍乱只是一种区域性的疾病,仅仅局限于印度河谷地区。但伴随着殖民活动、军事征服、朝圣活动、商业贸易以及频繁的人员与船只往来,⑥它逐渐向周围世界扩散,最后演变成一场席卷全球的流行病。⑦

       1817年,霍乱首次超出了德干半岛,由于距离欧洲仍然太过遥远,关心它的欧洲人士屈指可数。但当霍乱在1830年7月出现在俄国南部城市阿拉特斯罕,并迅速侵袭整个俄国,在短短数月内造成数以万计的病患以及超高的死亡率后,才真正引起了欧洲人的重视和恐慌。不久,霍乱先后肆虐波兰、普鲁士、奥地利、比利时和英国。

       虽然迟至1832年3月26日,巴黎才出现了首例确诊的霍乱病患,但路易-菲利普政权很早就开始密切关注外国疫情的发展情况,并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

       尽管自1817年起,法国医学人士便注意到霍乱的存在,但对它的病理机制、诊治方案、是否具有传染性、如何预防等重大问题,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为了更好地认识霍乱并采取恰切的预防措施,路易-菲利普政权派遣多个医疗小组到俄国、波兰、奥地利和普鲁士等疫区进行实地考察,要求他们及时向国内发回医学报告,供皇家医学院讨论。但是,由于在19世纪上半叶尚无人洞悉细菌学的奥秘,在霍乱的起源、诊治、是否传染、是否应当采取隔离措施等问题上,俄国和波兰等地发回的报告以及巴黎的医学界得出了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的结论。

       然而,几乎所有的考察报告都同意,霍乱疫情的严重程度和卫生状况息息相关。派驻俄国的医生雅奇尼尚(Jachnichen)指出,“流行病主要出现在低等阶级当中,出现在低矮、潮湿与肮脏的房屋,出现在人口拥挤的街区;酗酒、堕落、劣质食品、纵欲、寒冷、消化不良也是不可辩驳的因素”⑧。又如,杜布勒(Bouble)报告的结论认为,霍乱大爆发的主要原因有忽冷忽热、潮湿、气候变化的频繁、人口拥挤、军队的安营与行军、饮食过度、堕落、肮脏、住所的低矮与潮湿、缺乏通风、人畜同屋、精神的剧烈变化、劣质的食物和饮料、难以消化与霉变的食品等。⑨此外,派驻波兰的医生布里埃尔(Brière)表示,虽然产生霍乱的根本原因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贫困,不卫生,住所的低矮与狭窄,街道的肮脏、阴暗与局促,气候的骤然变化,饮食,服装,习惯与恐惧”⑩等因素都会助长疾病的传播。时任驻英大使的塔列朗也致信法国医生说:“霍乱似乎集中在城市(即伦敦——笔者注)中人口最密集、最肮脏的地区:泰晤士河两岸。”(11)

       实际上,巴黎的著名公共卫生学家路易-勒内·维莱梅(Lousi René Villermé)早已令人信服地指出,人们的寿命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饮食和环境:“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卫生或者不卫生、衣着、食物、酒水的影响。毋庸置疑,它们的好坏将决定着生命的长短。”(12)然而,尽管巴黎在19世纪上半叶经常被人誉为“文明世界之都”(13),但绝大多数街区的卫生状况可谓惨不忍睹。如勒·雅南如是描绘了当时巴黎的糟糕状况:“房屋昏暗,过道无风,到处都见不到阳光,窃贼横行于每条街道,狼群在各个城门前饥肠辘辘,焦虑无处不在,人们只能向上苍寻找希望,但上苍却从来不会让他们如愿……实际上,人们生活在一个哥特式的城市里,黑暗、阴森、粪便扎堆、闷热,它是一个阴森、混乱、暴力、贫困与鲜血淋漓的城市。”(14)

       由此不难理解,路易-菲利普政权在面对随时都有可能入侵的霍乱时,为什么会把搞好巴黎的卫生当作重中之重。巴黎警察局是当时环卫工作的领导机构,它负责组织和实施各种防卫措施。

       首先,巴黎警察局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la commission central de salubrité),下辖12个区卫生委员会和48个街区委员会,负责监督整个巴黎的卫生状况。中央卫生委员会的职能是向政府提供建议,同时接收和讨论各区和各街区的卫生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并提出必要的整改措施。区卫生委员会充当沟通中央卫生委员会和街区卫生委员会的中介,负责上传下达,没有什么实际的职权。相反,各街区卫生委员会由于有权向中央卫生委员会或巴黎警察局直接汇报,因而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它们的成员通常包括建筑师、警长、医生、药剂师以及地方显贵。街区卫生委员会的职责是参观各自辖区的公共场所(市场、剧院、学校、军营、医院、出租屋、阅览室、咖啡馆、墓地等),检查卫生死角,提醒居民定期打扫房屋,及时倾倒垃圾、尿液与粪便,维护公共道路的整洁,维持街道、广场、河岸、十字路口的整洁,确保生活用水(如喷泉、水井与运河)的干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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