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45.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04-0103-11 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 Komnenos，1143-1180年在位)去世后，以皇后玛利亚为首的摄政政府掌握帝国政权。摄政政府的昏庸无能和“亲拉丁”政策，遭到拜占庭社会的猛烈抨击。1182年，贵族安德罗尼库斯·科穆宁(Andronikos Ⅰ Komnenos，1183-1185年在位)借助拜占庭民众的反拉丁情绪发动叛乱，并成功地夺取皇位。他煽动拥趸者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大肆洗劫拉丁人的财产，焚毁拉丁居民区，对城内拉丁居民进行大规模屠杀。除个别人提前得到消息乘船逃亡，大约有六万名生活在君士坦丁堡城内的拉丁居民或者成为刀下亡魂，或者成为阶下囚，或者被当作奴隶贩卖至东方。现代史学界称之为“1182年君士坦丁堡大屠杀”(以下简称为“大屠杀”)。 国际史学界在评述“大屠杀”事件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大屠杀”对拜占庭帝国与拉丁世界关系的恶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东西方日益增长的敌意中的里程碑事件”①，“是导致1204年大灾难的最有说服力的转折点”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大屠杀”的影响远非想象那么大，其理由是西方史料的记载篇幅很少，拉丁人的实际伤亡人数十分有限，此事件迅速从拉丁人的集体记忆中消失③。两种观点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有关“大屠杀”的历史记录。很显然，全面分析和解读拉丁史籍对“大屠杀”事件的历史书写，是客观地评价这一历史事件的先决条件。 12世纪是西欧在许多方面都处于“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时代”④。在城市兴起、近代早期官僚国家建立的背景下，西欧出现了文化复兴的局面。这个时期不仅诞生了一大批史学著作，而且在历史编纂形式方面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为拉丁作者书写“大屠杀”事件创造了条件。 随着十字军运动的展开，西欧社会与东地中海世界的联系日益频密，拉丁作者的视野突破地理羁绊，不再局限于本地区和本民族的历史，而越来越重视与本国相关的外部事务。中世纪早期，“历史几乎完全是以年代记、编年史和自传等形式写的；观点狭窄，兴趣几乎都是地方性的”⑤。12世纪之后，西欧史学著作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内容不再是三言两语，而是开始能对某些事件作出较为完整的记载和详细的解释；二是打破地理空间限制，频繁涉足域外事务。纽堡的英格兰教会史家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1136-1198)编撰的《英国史》(Historia rerum Anglicarum)，除了记载本国发生的历史事件外，还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英国与法兰克王国、挪威王国、诺曼王国、日耳曼王国、拜占庭帝国、耶路撒冷十字军王国相关的故事。出生于耶路撒冷的编年史家提尔城主教威廉(Williamof Tyre，约1130-1186年)编撰的《历史》(Historia)，不仅详细记录了拉丁人在圣地和东方的活动，还提供了拜占庭帝国、穆斯林国家的许多信息⑥。 受12世纪文化复兴以及十字军运动的影响，拉丁作者关注的领域不再限于宗教生活，还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世俗世界，尤其是与十字军运动相关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世纪早期，写作几乎完全由有学识的教士完成，因此“只有神职人员感兴趣的事情才会保留在拉丁著作中”⑦。但是，12世纪开始出现了全然不一样的著述环境，文化复兴带来了“世俗主义、个人主义和批判已有权威思想的发展”⑧。受此影响，神职人员在重视宗教生活的同时，还致力于以世俗眼光看待事物，最显著的例子是英国教会神职人员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约1095-1155)。他创作的《不列颠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采用更加世俗的历史叙述模式，以特洛伊陷落为其著作的开端，讲述不列颠所有国王的事迹⑨。 值得注意的是，12世纪文化复兴时期，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官员承担著史任务。热那亚外交官卡法罗(Caffaro of Genoa，约1080-1164)是中世纪最早的城市编年史家和西欧最早的世俗历史学家，其著作《热那亚年代记》(Annales ianuenses)“在某种程度上是中世纪意大利世俗史学的起源”⑩。 “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记录成为拉丁著作对“大屠杀”历史书写的主要史料来源。中世纪鼎盛时期，受消息传播条件所致，“口述几乎成为唯一有效的交流手段……教会记事往往是根据从过路人那里听来的消息编制而成的”(11)。“大屠杀”消息的传播也不例外。“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成为拉丁世界了解该事件信息的主要来源。“大屠杀”期间，大批拉丁难民逃离君士坦丁堡，有的返回意大利，有的则向东逃至十字军王国(12)，因此这两个地方率先从幸存者处获悉了相关消息。比萨的著名法学家、外交家贝尔纳多·马拉格内(Bernardo Maragone，约1108-1188)编撰的“比萨年代记”，详细描述了1182年拜占庭人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对拉丁人的杀戮，并控诉了安德罗尼库斯的邪恶行径(13)。提尔城主教威廉不仅从幸存者那里了解到“大屠杀”的情节，还就其爆发原因展开了详细分析，其著作成为同时代对“大屠杀”记载最详细的史料。 信使的见闻故事也是拉丁史籍“大屠杀”历史书写的重要资料来源。在信使的传播下，有关“大屠杀”的记载散见于西欧各种文献之中。由于法兰克国王路易七世(Louis Ⅶ，1137-1180年在位)的女儿艾格尼丝(Agnes of France)是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二世的妻子，安德罗尼库斯的女儿塞奥多拉·科穆宁(Theodora Komnene,Duchess of Austria,?-1184)嫁给了奥地利公爵亨利二世(Henry Ⅱ，Duke of Austria，1112-1177)，因此法兰克王国、奥地利公国与拜占庭帝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当两国信使将1182年拜占庭帝国的事件传回本国后，当地民众对法兰克公主的命运和安德罗尼库斯政变的成败予以高度关注。当时的维茹瓦修道院院长杰弗里(Geoffrey of Vigeois，?-1184)在其“利木赞编年史”(14)以及奥地利佚名作者编撰的“茨韦特尔史续编”(15)都详细地记录了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