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视为文化存在，代表着当今人学研究的一大倾向。这一研究，是建立在人——文化的系统中，通过人类的创造物——文化这一独特的认识视角，对人性作深入、具体地思考，以揭示人作为文化存在所独具的人学个性。但这一人学倾向，仅代表着文化哲学的一大方向，在人——文化的系统中，还存在着反人学的研究倾向：它坚持文化学的立场，强调文化的独立功能和特殊规律，并认为文化只能通过文化本身来解释。它可以完全不考虑人的因素。〔1〕文化哲学所呈显的这一对立， 已表明“人之文化存在”的命题或见解本身隐含着深刻的矛盾，因此，如何解答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文化哲学人学研究首要的理论问题。 一 文化哲学上，无论是人学或文化的解释，都立足于文化即“人化”或“人类化”（Humannization）的大文化观〔2〕，将文化理解为包括语言、信仰、风俗、工具、住所、艺术品在内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3〕，或者直接把文化归结为包括神话与宗教、语言、艺术、 历史、科学等观念形态的精神文化〔4〕， 从文化即人化的大文化观出发，任何一种理论都难以摆脱文化悖论的困扰，为解决“文化使自然的人成为社会的人，文化的人……；另一方面，文化又使人成了窒息自身价值的超理性……，成了部分的非人”〔5〕的矛盾， 卡西尔与怀特的文化哲学提供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求解方法，并指引着两条正相反对的研究道路。 卡西尔与怀特的共通之处，即在于承认符号在人——文化系统中的特殊作用。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明确地指出，人即为符号化的动物。他认为，符号化的思维与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而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这些条件〔6〕。 怀特也强调符号对于文化的重要意义。他说，人与其它生物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一区别不在于生存目的，而在于生存方式，他认为文化是人独具有的生活方式，文化最显著的标志在于其依赖于符号，确切地说，依赖于人使用符号的能力〔7〕。可见，“人作为一个生物有机体，作为一个种类， 存在于人——文化系统之内”〔8〕， 而符号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也构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怀特的文化哲学最终引出的是文化学的结论，而卡西尔则从文化哲学上指引人学的方向，但是文化即人化的观念，确切地说，人——符号——文化的逻辑都成为二者理论的先决条件。 由此可见，从文化哲学的视野观察人，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其本身已包含了“文化即人化”这一理论前提，这里它表达出两层含义：其一，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也构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文化作为人类特殊的生存方式，必然表现出人本质的特殊性，在此，人类的符号思维及行为对于了解人性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立足于“大文化观”这一前提，从人作为文化存在所提供的独特视角研究人，无疑将引导出文化哲学人学研究的基本方向。但是，怀特与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却在此表现出鲜明的差异。 怀特的文化学具有明显的反人类中心论的倾向。他认为，文化离不开人类的创造，但是若把个人当作文化过程的创造者和决定因素，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考查事物的陈腐观念”。怀特指出，在人与文化的系统中，个人是整个庞大的社会文化系统中渺小的一部分，而文化则是包含过去、现在及至将来的巨大连续体。因此，文化过程是自成一类，独立自足的事物〔9〕。它不仅要撇开人类有机体的心理反应， 撇开“社会交互作用”〔10〕，而且必须完全撇开人的因素〔11〕。无疑，怀特的文化科学在否定和抛弃人类中心论和自由意志的哲学同时，也否定和抛弃了人。这一做法，同样也引出了一个悖论，正如怀特自己所言：“‘对人类的专门研究’结果反而不是‘人’而是‘文化’。在对文化作最真实最科学的充分解释过程中，好像‘人’不见了”〔12〕。怀特文化科学的理论前提与结论的二律背反，不能不说是其文化学的最大悖论，但是，它从反面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即：在人与文化系统中，如何客观地确定人的地位。“不是人在支配文化，而是文化在制约着人”〔13〕，显然，人作为文化的对象，亦存在着受动性的一面。所以，这里问题的意义并不在于从文化学的立场上去撇开人，而在于当面对人之文化存在时，能否客观地看待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性，并从中揭示文化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如果说，怀特的文化哲学力图借助人类使用符号的特性，揭示出文化的超生物、超心理、超人类的本质，那么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则试图通过人的符号化本质，阐明人的哲学即为人类文化哲学的思想。这一文化哲学的人学倾向，突出地表达了整体的人类文化与人类自我解放的关系。卡西尔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14〕。人类文化展现了一个真正属人的世界——这是一个对意义领域探索的世界，一个理想的世界。因此，文化的“每一种功能都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方面”〔15〕。以卡西尔之见，文化科学本质上是一关于人的哲学或人类文化哲学。由于从文化学的视野提供的是人的具体而不是抽象，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只注重普遍性、统一性的人学观念，从而把人的哲学置于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之中，使之真正体现综合性的本质。 综上所述，在人与文化的系统中，是否将文化与人的存在和发展这个终极问题结合起来，势必导致文化哲学两种对立的趋向：一种是从人与文化的结合点上突出表达文化学对人学的重要意义；另一种是以文化的特殊性去否定人，试图建立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文化学。卡西尔的文化学始终与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对此，他并不否认人之文化存在本身所固有的矛盾性，也没有因之陷入人与文化的无限循环，而是立足于人类特殊的生存方式，从人类的符号化思维及行为揭示“意义领域”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它的深刻思想在于：透过文化的符号形式揭示了人如何超越时间、空间局限以展示人自身生命意义的延续进程，及在此基础上人性表现的新形式。当然，怀特的反人类中心论的文化学倾向，并不表明在文化学的领域人学已失去市场。“人——无数的个人——是文化得以存在的载体——没有这些继往开来的个人，文化就不能持续发展”。〔16〕人与文化的这一内在联系，恰恰是人学得以立足的前提和条件。但是，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也具有不依赖人的客观规律性，因此，立足于文化哲学的人学立场，必须正视文化的这一特性和本质，以寻找人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起点，从而揭示出文化学对人学的新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