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那些极端的怀旧者，几乎没人否认，工业文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自然对人的种种限制被打破，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然而，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工业乐观主义所许诺的新伊甸园并未出现，相反，当今世界，不但人类整体正面临着生态、资源、核武器等严重威胁，而且，人们的个体生存也陷入了种种困境。 一、需要的困境 需要是指人为维持自身的延续和发展而产生的对外界事物的各种要求。人的需要同动物的需要有本质的区别，人的需要除了基本生存需要外都是可塑的，甚至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也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改变了形式。 需要可分为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真实需要是指有益于人的正常延续和健康发展的需要；虚假需要是指不利于人的正常延续和健康发展的需要。应该指出，这里的“正常”、“健康”等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前提。从个体心理的角度看，某种需要对他个人可能是十分真实的；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这种需要却可能是极端虚假的。比如，吸毒成瘾者对毒品的需要，就是典型的一例。 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的区分是相当确定的。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过去真实的需要现在可能变得虚假，比如，在现代人眼中，原始人的图腾崇拜就是虚假需要。虚假需要主要是如何产生的呢？正如前面指出的，除了基本生存需要外，人的其他需要都是可塑的。任何社会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都以各种方式对社会个体的需要进行塑造。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些塑造中，有许多是任何一个社会为了维护最基本的社会秩序都必需的，比如，爱国主义教育在国家消亡以前就是每个社会都必需的。但也有一些塑造纯粹是服务于特定社会的特定秩序，甚至服务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当人们的思想意识水平超越了特定意识形态限制的时候，就会发现，许多为维护特定秩序和特殊利益集团而塑造的需要是不利于人的正常延续和健康发展的，因而是虚假的需要。 工业文明自产生之日起，就开始把自己特定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其中的所有公民，这些意识形态不仅包含了对世界的机械主义解释，还包含了对生活目标、行为模式、价值标准等的潜在规定。人们从小在家庭中受到熏习，长大后又在学校中接受教育，日常生活中更要经受社会风俗的洗礼，正是在这种塑造中，我们的各种需要才被社会所认可，有多少需要是工业文明强加的，只要我们稍微进行一点儿文化比较就会一目了然。在工业文明中，人们把追求高效率看成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在原始部落甚至农业社会里，这都显得不可思议。美国印度安人之所以难以跻身于主流社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高效率没有认同感。其实，只要我们领悟到，高效率仅仅是手段的有效性，而不包含目的的合理性，我们就不难站到印度安人一边了。 越是临近工业文明的后期，虚假需要就越是被大量制造出来，而且更令人触目惊心。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工业文明只能用制造更加卑劣的虚假需要来维持岌岌可危的过时秩序，另一方面在于人们日益看到新文明的可能性，从而对虚假需要的自觉意识更加强烈。每一种文明都有极强的惰性和惯性，即使在它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也总是拼命维持自身的继续存在。工业文明在解决了人们的基本物质匮乏以后，为了继续维持自身的存在，便不得不用广告等大众文化形式制造出新的虚假需要。这些需要，有的极度挥霍奢侈，有的严重破坏环境，有的丧失生物道德，有的近乎慢性自杀。工业文明的大众文化时刻都在为虚假需要的增殖和扩散拼命卖力，人们则被淹没在虚假需要的汪洋大海中。 二、交往的困境 交往是个体之间为了协调和沟通而发生的社会行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通过各种交往关系结成社会，当然，这是以人与自然的“交往”即劳动为基础的。在工业文明中，人们的生活被分成两大块、三个领域。两大块即生产系统和生活世界，生产系统是人与自然“交往”即劳动（指职业性劳动）的体系，生活世界是人们劳动以外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常非职业性劳动）的体系。生产系统又可再分为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两大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合为三个领域。经济子系统的功能是发展生产力，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它的主要整合媒介是金钱；政治子系统的功能是协调生产关系，保障民主参与，管理公众社会，它的主要整合媒介是权力；而日常生活世界的功能是满足职业劳动以外的各种需要，协调生产之外的各种关系，它的主要整合媒介是语言、符号。 从历史发生上看，生活世界是在先的，而生产系统是近代以来工业化的产物。近代以前的生活世界就包括了相对简单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自工业文明以来，处理人与自然矛盾（其中必然涉及人与人的矛盾）的劳动功能日益复杂起来，并有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参与其中，逐渐地，大部分劳动功能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最终形成庞大的职业性经济——政治系统，技术化经济和科层化政治是它的基本特点。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政治系统是派生的，它是人们发展生产力和协调生产关系的专业化手段。然而，正像工业文明用自然的机械主义图景代替了自然本身一样，派生的生产系统（经济一一政治系统）反过来掩盖了生活世界的基础性，并把生活世界排斥为生产系统的一个边缘性附属单元，为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转提供人力和精力的保证。手段掩盖了目的，手段统治了目的，手段变成了目的，生产代替生活取得了至高无尚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