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社会生活的颠倒反映”，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写给康·施米特的信中明确指出：“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的眼睛中的反映完全一样，它们都通过聚光透镜，因而都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只是缺少一个使它们在观念中又正过来的神经器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699页）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在“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货币贸易的关系的见解”作了几点说明之后，又进一步指出：在这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恩格斯看来，在经济的、政治的和其它的反映中发生的“头足倒置”的“倒立影像”，并非偶然、个别的现象，而是在“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普遍的现象。因此，能否正视和科学地理解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关系到能否真正做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问题。 显然，我们这里所讲的“反映”的含义，不单是指观念上的反映，而且是概括了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即在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或环节之间，在政治、法律和经济之间，在各种意识形式（道德、宗教和哲学等）同经济之间，都存在着这种反映的关系。 首先是经济领域中的各个层次或环节之间的反映关系。例如所有权关系、贸易关系、金融市场对于生产（或生产关系）的反映，各国的金融和证券市场对于国际市场的反映，商品、货币、金融和证券交易对于工业生产的反映，等等。在这些反映中，从根本的意义上讲，是物质生产决定所有权关系、商品和货币贸易、交换、分配等各个环节，即被反映者决定反映者，但这些反映与客观实际往往不是直接相符合的一重反映，而是经过双重的或多重的中介而被歪曲的反映，因而形成与本质相背离、甚至完全相反的虚假的独立的外观。例如，“金融市场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同上）恩格斯以当时北美和英国的铁路经营为例，指出：由于金融家成了铁路等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于是就使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不仅是满足直接生产需要的手段（例如铁路作为交通运输工具满足生产的需要），也成为满足金融市场上竞争需要的手段（例如为证券交易所获取巨额利润服务）。这样，围绕铁路等生产资料经营上的市场竞争，所反映的有时并不是社会的直接物质生产对于交通运输的需要。（参见同上书，第700页） 在所有权关系、货币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本质之间，也存在着这种颠倒的反映。例如在雇佣劳动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本质上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却以工资的形式表现出纯“公平买卖关系”。雇佣工人工作日实际上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两部分。必要劳动的价值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剩余劳动（即无酬劳动）则为资本家无偿占有。这样，工资这种形式就“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似乎工人的全部劳动都变成了有偿劳动。而在奴隶制度下，由于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还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来占有，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不存在货币关系和买卖行为，所以就不会出现“公平买卖”这种虚假现象，然而却产生了另一种虚假现象，似乎奴隶的全部劳动都是无报酬的。所以，马克思说：“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90、591页） 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生活中颠倒反映的典型形式。这种拜物教把人与人在生产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歪曲地反映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们社会结合的力量表现为反过来支配着一切的物本身的力量（即金钱的力量）。马克思认为：“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都有这种颠倒。”并把这种颠倒称之为“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于是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的价值以“劳动价格”的虚假形式反映为工资（劳动—工资），被资本家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则以利润（或利息）的虚假形式反映为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源泉的源泉（资本—利润），而剩余价值中被土地垄断者所瓜分的部分则反映为地租的虚假形式（土地一地租）。实际上不论是工资、利润还是地租，全都是雇佣工人的血汗。工人本身的力量却颠倒地反映为他们的创造物——资本的万能的力量。所以，马克思认为这是“主体和客体的颠倒”。在资本一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4—938页） 应该明确，上述这些经济生活中的颠倒反映，并不是孤立地先验地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这是由于存在现实生活本身的颠倒所决定的。而人们头脑的颠倒的观念，只不过是现实生活本身的颠倒移入人脑而已。当然，人们头脑中的颠倒的观念（如对商品、货币、资本的崇拜）也反过来加强着、再生产着现实生活本身的颠倒。 其次，政治的反映。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但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各政治派别或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对经济的反映，往往也不是直接的、忠实的反映，而“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反映着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701页）马克思在剖析路易·波拿巴政变的社会根源时曾指出， 当时法国的几个政治派别（三个王朝党和一个共和派）之间斗争，本来是基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基于经济上的两种不同的占有方式，基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但在反映形式上却表现为所谓政治原则及政治口号的斗争，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及信仰之间的争论。“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同上书。第7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