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是什么？它是包罗万象解释一切的体系哲学？还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这是关系到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形态的大问题。就当前国内研究现状来说，尽管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为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依旧是许多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目前国内流行的人学体系、实践哲学体系和“类哲学”便是这种研究思路的表现。且不说在这种理论体系中存在的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特征，一个被遗忘的根本性问题是：马克思的理论宗旨真的是要创立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吗？我们认为：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恰恰是以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冲破了体系哲学的牢笼。他的宗旨是以开放的理论视野，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提供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指导。不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理论特质，我们就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实践性特征，也就易于在新的话语层面上，形成另一种理论教条。 一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地表述为体系哲学，这是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完成的。以后的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和我国教科书体系都受到它的影响。可是，对传统的教科书体系，必须加以科学的对待。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自十月革命胜利后，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具有普遍的真理性的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列宁逝世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便是当时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另外，随着1936年前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如何以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武装自己的干部便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具有权威性的表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性、普遍性，培育了一代人的精神，为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修筑了必要的思想阵地。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教科书的功绩。我国在建国前后接受了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如果没有一种权威的、得到普遍认同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便不可能有力地对抗和战胜各种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联合进攻。在这一点上，传统教科书也是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的。 但是，在斯大林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缺陷是：一旦体系化、公式化，哲学本身就失去了发展的活力，活生生的思想内容就变成了一套固定不变的操作话语，越来越落后于时代的脚步。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其哲学特质本身就与传统教科书哲学体系具有异质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活生生的内容必须要解放出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根据现实发展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论特质揭示出来，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加以应用与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问题就是要重新呈现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原初理论视域。 1845年春天，已初步完成了哲学变革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这样宣布自己哲学的方法论特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这是不是说以前的哲学只限于解释现实而无意改变现实呢？当然不是。但由于旧哲学总想从一个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出发来规范现存的世界秩序，因而它最多只是完成了关于现存世界的思想体系，这种体系的自我封闭性又往往意味着它已穷尽了现实历史发展的一切可能性，从而对现存世界的解释变成了对现存世界的辩护，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马克思，把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放事业，当作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他无意于构架任何仿佛能最终地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而全身心地关注着无产阶级在现存社会秩序中的真正处境和历史命运，致力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考察和科学分析，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现存世界秩序提供革命的、科学的方法论。为了把哲学改造为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过两次深刻的思想转变。通过这两次思想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便一步步地冲破传统体系哲学的外壳，成为观察现实和变革现实的指南和方法。 1843年，通过克罗茨纳赫时期对英、法、德、波兰等国历史的研究，马克思第一次认同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原则，并运用费尔巴哈主宾颠倒的方法，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开始了清算，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的结论，完成了第一次哲学变革，即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向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一开始便是在两个层面上实现的：一是在社会生活中得到直接印证的一般唯物主义原则，由此获得了分析人类现实生活的最初出发点。这一层面开始时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关注和拓宽。二是马克思接受了被费尔巴哈过分渲染了的人本主义思想，把费尔巴哈用于批判宗教的异化理论推广应用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这种人本主义批判方法的逻辑构架形成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到马克思的政治异化理论和劳动异化理论，在方法论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趋向现实的理论要求与现有理论方法之间的矛盾，潜在地存在于马克思此时的哲学思想中。 由于受赫斯、青年恩格斯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也由于进一步分析市民社会自我异化的理论要求，马克思开始了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马克思更加坚信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原则的正确性、科学性，同时也开始领悟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潜在地包含着的革命批判的实质，也看到了黑格尔哲学中虽然对劳动作了辩证的、历史的分析，但他对以劳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财富的立场，同古典经济学家的非批判的观点原则上是一致的。而且他所说的劳动仅仅是精神劳动。于是，马克思便力图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已经掌握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方法，结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分析来批判黑格尔的历史观。其目的是要在剔除其保守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同时挽救其革命和批判的辩证方法。对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所作的区分，无疑是他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黑格尔历史观中劳动范畴的创造原则和批判原则的双重肯定和辩证分析，他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历史创造作用的同时，又揭示了这种劳动的与人相异化的非人的、反人道主义的性质。尽管作了这种区分，但此时马克思的历史观仍然是以自在自为的人的类本质为最终依据的。他和费尔巴哈不同的是，他不把人的类本质视为单个人的无声的共同性，而是以劳动为特征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他正是以人的这种类本质为理论尺度，论证了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虽然马克思总是力图把自己的分析对准现实的生活关系，他力求遵循唯物主义的原则，来不断地推进自己的理论研究，但在深层的逻辑运演中，他还一时难以摒弃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巨大历史前提。他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实质上是以费尔巴哈为中介的黑格尔历史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独特运用。异化劳动的深层依据是人的自在自为的类本质，是一种对人的本真自主状态的辩证回归，它既被设定为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又是它的辩证旅程的终点。这与黑格尔设定绝对观念为其整个体系的起点和终点在方法论上有其一致性。方法论上的这种局限性，决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还仅仅停留在“应该”的价值尺度上，还无法运用彻底的唯物主义原则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是”的内在矛盾与运动过程，从而也就无法找到根据世界自身的规律来改变世界的现实途径。可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内在地存在着人本主义哲学体系与唯物主义方法的矛盾。虽然此时马克思的研究已推进到当时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他本人也力图把这些研究成果锻造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工具，但与他所要求的现实的哲学变革和实际目的来说，尚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在分析马克思的文本时，我们必须把他的哲学探索的最终目标同每个具体阶段达到的成就区分开来，否则就会出现解读上的盲点和误区。停留于人本主义历史哲学体系的建构，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囿于道德评判的总体构架之内。不管这个体系如何达到理论上的整合和逻辑上的完美，如何满足了批判意识的要求，但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来说，如果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最终便只能把一种需要动员起整个阶级参加的伟大的革命批判活动，转化为对于人的“真正本质”的呼唤和内心的善良意志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