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欧贸易的蓬勃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中欧国际物流通道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中欧铁路运输通道作为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面临良好发展机会的同时，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自2011年首次开行至2016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881列，其中回程502列，国内始发城市16个，境外到达8个国家12个以上的城市，运行线达到39条，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约170亿USD[1].然而，在中欧班列迅猛发展的同时，运量不足，回程货源难组织，双向运载量不平衡等问题也严重制约着班列综合运输成本的降低.目前开行的中欧班列平均满载率不足50％，仅少数几条线路实现了双向常态化运行.长期的单向运输使得中欧班列全线亏损，各地政府为保证货运代理不亏损和维持班列的价格优势，纷纷提供了高额的财政补贴，且补贴力度“一浪高过一浪”。 在此乱象下，有必要对财政补贴的效果进行思考的问题是，政府应该激励总量还是激励平衡?如何激励最有效?政府激励策略下，两条商品流向相反的跨国供应链是否有动力进行物流合作，在破解物流通道回程货源难题的同时又增加供应链企业的利润? 现有文献中，供应链合作的形式主要分为两类，即水平合作和垂直合作。水平合作指生产链中处于相同阶段的企业或者产业集群中相似的企业，出于生产能力的平衡利用[2]、采购成本最小化[3]等目的进行的合作.这种合作通常是跨链的，如刘春玲等[4]建立了两单链间两零售商跨链间库存协作的时变鲁棒控制系统模型并用鲁棒优化算法来研究供应链的跨链库存合作对供应链系统的库存、订货及牛鞭效应的影响.除了生产运营领域的水平合作，部分学者关注物流领域的水平合作，如Schulz等[5]探究了人道主义组织在救灾物流中的水平合作产生的潜在好处和可能面临的阻碍，发现物流水平合作不仅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时间、质量方面的改善。Perez-Bernabeu等[6]关注公路运输方面的水平合作对中小企业的要性，分析了运输服务提供商间横向合作的案例，说明水平合作不仅减少分销成本，而且降低了温室气体排放.供应链的垂直合作则涉及到供应链中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企业，这些企业可能在库存管理[7]等方面进行合作，合作的切入点主要有三类.一是以信息流作为供应链合作基础，如吴江华等[8]针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广告问题，运用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了不确定性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决策及绩效的影响.同样涉及到信息共享问题，石园等[9]将合作预测的概念和方法应用到旅游供应链中，具体分析了信息差异度对合作预测效果和决策的影响.二是以资金流为切入点进行供应链合作，合作参与者不仅仅局限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也可能包括银行、电商平台等第三方.供应链节点企业间基于资金流的合作多体现在收入共享、成本共担，如钟宝嵩等[10]运用博弈论方法研究了供应链中厂商与销售商合作促销中，厂商愿意分担部分促销费用时，销售商的最优合作促销费用投入问题.于辉等[11]基于订单转保理融资模式，研究了当供应商面临资金约束向银行融资时，零售商为供应商提供信用担保，是否应该收取担保费用的问题.三是基于物流的供应链合作，如公彦德等[12]将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引入到供应链协调中，研究制造商和零售商共担物流成本情况下，供应链应独立决策还是联合决策。Mortensen等[13]研究了制造商与第三方物流提供商目前的整合程度以及这种合作模式未来的发展趋势。Stock等[14]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索供应链结构与物流整合方法的匹配程度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但上述对供应链合作的研究大多考虑的是纯商业合作，即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与其他企业/供应链形成合作关系，很少考虑政府引导或激励下的供应链合作，也未涉及政府或其他第三参与方对供应链合作格局的影响。 当前，虽然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政府对供应链的激励政策，但主要集中于绿色供应链、逆向供应链等.在绿色供应链方面，陈志松等[15]综合运用Stackelberg博弈、收益共享—成本共担契约与Nash谈判理论，研究了增值税即征即退和环境税等政府激励政策下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的协调问题.田一辉等[16]建立了基于价格补贴的三阶段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政府补贴对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在企业群体间的扩散影响和绿色产品在消费者间的推广作用。在逆向供应链方面，张汉江等[17]在研究政府财政补贴鼓励制造商回收再制造问题时，把政府作为决策主体引入到供应链中，讨论了政府决策的绩效对闭环供应链的影响.曹柬等[18]针对一个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并存的逆向供应链系统，分别设计了制造商与回收商、政府与制造商之间的激励机制，并比较了对称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下契约的差异。王文宾等[19]想探讨政府应如何设计奖惩机制以有效引导逆向供应链，研究了电子类产品逆向供应链的政府奖惩机制，讨论了奖惩机制的最优参数。杨玉香等[20]利用双层规划、均衡理论及变分不等式等工具，研究了环保部门如何制定有效的激励监督策略以推动企业开展逆向物流活动。上述研究均考虑了政府的作用，把政府引入到供应链系统中，但都是基于单条供应链，很少考虑到双向供应链中政策效果的传递效应。 综上可知，已有不少学者对供应链合作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也有部分学者考虑了政府的作用，研究政府激励政策下单条供应链的协调问题或政府的最优决策，但对于政府激励政策下两条供应链合作的研究还很少见，尤其是两条商品流向相反的跨国的供应链之间的物流合作.而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国际铁路货运大通道连接着两个跨国的贸易主体，由此连接着两条跨国的双向供应链，研究政府如何设定科学合理的激励政策以引导跨国双向供应链进行物流合作，在增加供应链企业利润的同时又能解决物流通道回程货源的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从现实出发，运用资源整合的思想，考虑政府提供运费补贴以鼓励跨国双向供应链进行物流合作，构建了跨国双向供应链基于物流成本共担的物流合作模型，对比分析两条双向供应链在不合作与合作两种情形下的最优决策和利润，探讨财政补贴的激励效应。 2 跨国双向供应链的物流非合作模型 考虑两条商品流向相反的跨国供应链(以下简称“跨国双向供应链”)，每条供应链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其中供应商和零售商都是完全理性的决策主体，根据期望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零售商面对确定的市场需求，供应商向零售商供应商品，并承担运输费用，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商品运输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