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 道德是偶然的吗？长期以来，“伦理学是一门实践哲学，正如理论哲学要清楚地说明一种必然的思维的体系，实践哲学也要彻底地阐明一种必然的思维的体系”。(费希特，第4页)道德必然性一直是伦理学、道德哲学研究的基本的知识目标。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兴起、后现代文明发展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偶然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自然科学家宣告“确定性的终结”(普里戈金，第4-6页)，人文社会学者提出“自由主义社会的偶然”(罗蒂，第67-98页)。诸如道德相对主义、道德境遇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道德偶然性议题不断涌现，但是，“道德偶然性”概念一直没有得到学界明确表述与清晰界定。 一、“道德的偶然性”：道德偶然性世界观的历史逻辑进程 “道德的偶然性”是道德属性问题，涉及对于道德本性认识以及对道德根本看法的世界观问题。道德属性问题是道德哲学史上的原初性问题，伦理学、道德哲学是在对道德偶然性事实回应中，建构了道德必然性认知逻辑的。道德偶然性世界观在道德必然性之“形而上学终结”中渐渐凸显。 在道德哲学史上，第一个揭示道德偶然性问题的人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通过对“美德是否可教”的追问，揭示了“道德的偶然性”问题。“美德是否可教”包含着一个前提与两个问题：一个前提就是人的道德来源问题；两个问题，即谁是道德的教师、道德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在《普罗泰戈拉》中，苏格拉底指出美德是“偶然碰上”“自己吃进去的”，因而，“我们最聪明的、最优秀的同胞也不能个别地将他们拥有的美德赋予他人”。(柏拉图，2002年，第440-441页)从人身上拥有的“美德”是“个别的”、“偶然的”前提出发，否定了“人”作为道德的传授主体资格，揭示了智者派将道德当做技艺传授的荒诞。否定了道德主体，只是说明了作为“人的道德”的偶然。苏格拉底更为彻底地通过对于道德教育内容的探讨，揭示了“道德”本身的“偶然”，即“道德的偶然性”。在《美诺》篇中，苏格拉底说：“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品德是不是可以传授的，因为我并不知道品德本身到底是什么。”(柏拉图，2004年，第155页)并最终走向“美德即知识”的道德普遍性知识的追求，但是“道德的偶然性”问题从此一直伴随着人类道德必然性追求的历程。 在形而上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偶然”“偶然性”范畴的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偶然(属性)的命意是凡附属于某些事物，可以确定判明为附隶，但其所以为附隶者既非必需，亦非经常。”(亚里士多德，1959年，第116页)亚里士多德同时指出，“属性，实际仅仅是一个名词，这是自然间的遭遇”“诡辩论者总是纠缠于事物之属性”“在实是的许多命意中我们现须说明，关于偶然属性是不能作成科学研究的”。(同上，第120-121页)如此，具体到道德偶然性问题，如果道德属于“属性”范畴，那么道德就是“偶然”的，是不可研究的对象；如果道德是属于“实体”“实是”范畴，那么道德就是研究的对象。换言之，道德如果作为“人的道德”，是人的“属性”，因其偶然性，自然就不是研究的对象。如果道德是“实体”“实是”的范畴，自然就需要问一个“道德”“本身”“是什么”的定义问题。这正是《美诺》所讨论的主题，以力求走出道德偶然性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正忙着谈论伦理问题，他遗忘了作一整体的自然世界，却想在伦理问题中求得普遍真理，他开始用心于为事物觅取定义。”(同上，第16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苏格拉底追问“德性是什么”，离不开道德所依附之人的“实体”认识，离不开人的实体所依附的自然整体的形而上学认识。这样，亚里士多德就回避了道德偶然性问题，从而将苏格拉底揭示的道德偶然性的道德哲学问题转向了形而上学问题。在后来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研究还是从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开始为好，所以那些想学习高尚和公正的人……最好是从习性或品德开始。始点或本原是一种充分显现后，就不须再问为什么的东西”。(亚里士多德，1999年，第8页)进一步遮蔽了道德偶然性问题，将对道德偶然性事实存在的问题转化为对道德“始点或本原”的必然性的认知，因为一旦认识到了“始点或本原”，“道德的偶然”就是一个无需再问的问题。 道德必然性的追问在康德那里达到了巅峰，康德区分了道德的质料与道德的形式，提出“人们是否有必要制定出一个纯粹的完全清楚了一切经验、一切属于人学的东西的道德哲学”。(康德，2005年，第3页)康德从通俗道德哲学出发，逐步清除掉具有偶然性的道德经验与道德质料，从而走向道德形而上学，最后达到“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将“合乎道德”的“偶然性”上升为“出乎道德”的“必然性”。但是，在道德形而上学的追问中，康德不可避免地面临两个问题：一是道德形而上学是在理性限度内思考的；二是在理性限度内的实践理性面临纯粹理性中的“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作为纯粹理性终点、实践理性起点的“自由意志”依然具有“偶然”的阴影。黑格尔沿着康德的理性主义继续前进，不同于康德拒绝道德质料，黑格尔肯定偶然性与道德偶然性的作用。“虽说偶然性只是现实性的一个片面环节，因此不可与现实性本身相混淆，但偶然性作为理念的一个形式，也是在客观世界里有其存在的权利。”“特别重要的是对意志方面的偶然性做出适当的评价，在说到意志自由时，它常常单纯被理解为任性，即具有偶然性形式的意志……无疑(任性)按其概念来说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一个重要环节。”(黑格尔，第270页)黑格尔对于道德偶然性的承认是有限度的：“克服偶然是认识的任务”，“在实践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停留在意志的偶然性或任性上”，并批评近代人“把偶然性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无论在自然界方面还是在精神世界方面，都把偶然性实际不具有的价值赋予了偶然性”。(黑格尔，第269页)黑格尔将康德的知性范畴发展成为“绝对精神”辩证运动的“总体性”。这样，偶然性在必然性体系中，只是一个过渡性环节。“道德的偶然性”只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任性”，是一个需要扬弃和发展的环节。黑格尔在一种绝对必然性的体系里承认偶然，承认偶然的地位的同时彻底地征服了偶然，连“道德”也只是精神哲学的一个环节，道德偶然性问题在黑格尔那里被终结了。 苏格拉底从生活本身出发，发现道德的偶然性内容；通过自身的道德生命悲剧，揭示了道德偶然性在场的灾难。由此，西方的道德哲学一直以来都是拒绝偶然、害怕偶然，从而走上追问伦理道德必然性的形而上学之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道德必然性逐步发展成为自圆其说的严密体系，道德偶然性也一步步被遮蔽。现代伦理学进入元伦理学的语言分析。不同于苏格拉底去定义“美德是什么”的道德生活问题，摩尔直面“善是什么”的概念定义问题。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是善？我的回答是：善就是善，并就此了事”“我相信善的东西是可以定义的，然而我仍旧断言，‘善’本身是不可能下定义的”。(摩尔，第4页)摩尔元伦理学对于“善”的概念的分析，使得道德偶然性从苏格拉底的“生活的偶然”走向“概念的偶然”。沿着语言哲学分析的路径，维特根斯坦走得更远：“伦理学是对有价值的东西的探索，或者是对真正重要的东西的探索，或者说，伦理学是对生活意义的探索，或者是使生活过得有价值的东西的探索，或者是对正确生活方式的探索。”(维特根斯坦，第2页)维特根斯坦区分了有意义语言与无意义语言，语言的界限在于语言所表达的命题是否有意义。伦理学语言是无意义语言，“写作或谈论伦理学或宗教的人，就是要反对语言的界限……伦理学想要谈论生命的终极意义、绝对的善、绝对的价值，这种伦理学不可能是科学。它所说的东西对我们任何意义上的知识都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内容”。(同上，第8页)这样，伦理与道德就被驱逐出了必然性科学的领地，在人学意义上，伦理道德只是“记载了人类心灵中的一种倾向”(同上)；在现象学上，伦理道德现象就是一种道德偶然性现象，因为说“它们(伦理或道德)是一种经验时，它们确实是事实；它们在某时某地发生了，持续了一定时间，因此是可以描述的”，但是“从我几分钟前所说的内容出发，我必须承认，说它们有绝对价值完全是胡说”。(同上，第7页)由是观之，摩尔从概念的偶然性出发否定了伦理学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必然性可能，维特根斯坦则通过语言意义的区分揭示了伦理学作为意义的“目的偶然性”。这样，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的伦理必然性遭到了逻辑解构，建立在目的论基础上的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伦理学遭到了价值解构。道德偶然性成为一个公开的事实，情感主义伦理学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