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绝对历史主义”的同一性难题与罗素悖论 2009年，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生代学者彼得·托马斯(Peter D.Thomas)出版了《葛兰西要素：哲学、领导权与马克思主义》(The Gramscian Moment：Philosohpy，Hegemony and Marxism)一书，随即引发了西方左翼学界对葛兰西思想的再度关注。尤其在2014年，英国《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杂志围绕《葛兰西要素》组织了一组书评，邀请了诸多当代葛兰西专家评论该书的贡献，并探讨葛兰西思想在当下的理论活力。就在这期书评的卷首，罗马大学教授切萨拉莱(Giorgio Cesarale)对葛兰西最富有创见的“绝对的历史主义”提出诘问：“绝对的历史主义”是否在理论上陷入了自相矛盾？ 众所周知，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独创性的解释。他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心落实在“历史上”，而非“唯物主义”上。而对“历史”的一味强调，首先意味着理论源于历史，具有人类历史实践的基础；其次，这也提示了理论具有随实践需要而不断自我否定的“历史相对性”。葛兰西为此说道：“作为一种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上认为，每一种被看作永恒的和绝对的‘真理’都有其实践的来源，都具有相对的价值”，甚至“在‘实际操作’(in practice/praticamente)中，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如此”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乃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absolute historicism/storicismo assoluto)。 但在切萨拉莱看来，葛兰西在理论上将不得不面临如下悖论：绝对的历史主义的理论一经确立，就势必与其提出的“理解历史的全部形式都是历史的”这一原则相矛盾，因此这一绝对历史主义无法达到一个完备理论所要求的“同一性”②： 如果说我们赖以理解历史(及其对象)的全部形式都是历史的，并由此总结出一种“完整”(integral)的历史主义，那么这些形式终究无法确定下来，也无法取得任何自我同一性。而如果因其与全部现实的历史本质相矛盾，而无法达到这种自我同一性，那么(历史)科学也将不可能。③ 切萨拉莱认为，葛兰西绝对历史主义的贡献在于，它将他的同时代人克罗齐竭力为之而未能达致的历史主义彻底激进化。这种激进化具体体现在，克罗齐有意避开的论域——实践——被葛兰西重新纳入理论视野之中，这也正是托马斯极力挖掘的“葛兰西要素”(the Gramsican Moment)。而由上述悖论来看，如此这般的“绝对历史主义”“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所遭遇的‘概念陷阱’面前亦无以自免”。 另一方面，我们若沿着切萨拉莱的思路，还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推论：如果将“理解历史的全部形式都是历史的”这一理论原则套用到其自己身上的话，它就陷入一种“自己反对自己”的“罗素悖论”。换言之，“理解历史的全部形式都是历史(即相对)的”这一命题自身是否也是一种“暂时的”、“相对的”命题呢？ 事实上，葛兰西在提出绝对历史主义学说伊始，似乎也察觉了上述两个难题的存在：“困难的是，如何让人理解，实践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如此(即对自己持有历史主义的、即相对化的态度——笔者注)。”④但他并未对此做更多解释，我们也未能在葛兰西的其他文本中找到与之有关的论述。⑤ 那么，倘若上述两个悖谬无法解决，是否就意味着，无论是“绝对历史主义”，还是其他类型的历史主义都只能陷入悖论？提出诘问的切萨拉莱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唯有黑格尔版本的“高阶历史主义”(high historicism)才能在逻辑上避免他提出的“理论同一性”难题。同时，只要对黑格尔的这一方案稍加解释，也足以消解前一难题衍生出的“罗素悖论”。 不过，葛兰西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传统虽脱胎于黑格尔，但却不能照搬黑格尔的方案以回应悖论。面对上述悖论，它也处于一种两难之境：一方面，它必须沿着黑格尔的路线坚守对“理性即历史”的理解；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否认黑格尔的“高阶历史主义”成立的前提，即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于是，在黑格尔之后，以葛兰西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历史主义将如何应对历史主义的内在悖论，就成了一个难题。 此后，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上述两种悖论皆为“伪两难命题”，即一种故意将论证引向两难困境的诡辩手法。既然葛兰西已明确表示，我们仅在“实际操作”的意义上对历史唯物主义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因此这一潜在悖论早已跳出了形而上学式的理论探讨，成了实践领域所考虑的问题。这一观点虽说正确，却势必加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另一派学者就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倾向于将历史问题理解为实践问题，实际缩减了对其理论本身的探讨。⑥而这一倾向无疑是让人担忧的，因为“若没有理论的指导，实践就回到了一种盲目的、不受制于合理性兴趣的行为”⑦。不过，本文认为此类批评并不成立。 在本文看来，马克思主义传统关于历史主义问题向实践问题转换的理论，乃是建立在另一种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二者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上，而对这一辩证关系的阐发足以回应绝对历史主义的两大悖论难题。当然，为了使这一阐发落实为系统的论证，我们可以借助A.施密特(Alfred Schmidt)和齐泽克(Slav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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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各自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主义理论的阐发为论述的“抓手”：施密特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共时性”的重构有助于回应绝对历史主义理论的“同一性难题”；而齐泽克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社会介入性”与“自我指涉性”的定性有助于阐明，历史理论的“历史相对性”乃是为其本身给出“知识”与“真理”的条件，而非“将一切真理相对化”，这就跳出了这一理论可能导向的“罗素悖论”。本文将在随后的论证中具体证明，借助对这二位学者的理论的阐释、提炼与重构，以及对他们思想的有机组合，我们还能更好地补充“绝对历史主义”的理论意涵，并进一步完备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主义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