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20)01-0102-06 当代人类生态问题的解决，无论在个体、族群还是国家层面，完整的自然观念对于诱发良好的环保意识和生态行为至关重要。长期以来，由“主体性”“自然观”“生态”等词汇衍生而来的话语意义多是作为一些不证自明的正向态的概念而被大家所接受，其功能在生态文明建设初期不必多言。但当生态事宜的探讨走向深入时，其间的内在联系和共生原理就应该被揭示，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构建轮廓清晰的相应观念谱系。 一、基于实体主体性的实在自然观 人类生态意识及其观念的形成和展开过程，是一个与工业社会发展相生相伴的重大事件。回顾历史，工业革命之前生态问题的产生不具备客观现实条件，面对局部生态危机的觉醒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主体性选择。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从自然观到生态观是现代性的创生和发现，它代表着近代以来主体性的话语实践和语义生产。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明在其最初几千年的演化进程中绘制的观念图谱中，就文化延展的连续性来说，古代中国文化和古希腊文化无疑对当代东西方社会的影响最为深刻，这种影响的核心因素便是“天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确立。 在整个农业文明时期，主体性的表现方式大都以实体主体性的形式而出现。这是因为人类的生存还只是自然世界的某种属性，低层次的生产和生活不断地注释着外部环境的他律法则，此时的自然被意向化或神化，意味着“第一实体”。自我意义的主体性只具有外显的生物特征，由其聚合而成的类主体性具有较高程度的自组织特征，社会活动因此而产生并逐渐丰富，但这还不能说明类主体性获得自足独立的存在空间。类主体以集体无意识的仪式表达着对实体主体的敬畏之情，在这一过程中类主体获得了实体主体的镜像之躯。“人与人之间特有的交换在动物界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交换凸显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并提供了关于人类生命的组合进化图景，它完全不同于只遵循统计规则、受自然选择支配的基因组合的进化。”[1]60早期实体主体性的成长历程遵循着技术化的身体逻辑，而并非意识化的技术逻辑，因此实体主体性与其环境共同构成了原初意义的实在自然，这种实在自然只具有象征意义，不具有生产能力。 中国古代的实在自然观集中体现在“天人”关系的确证方面。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天人”关系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诸领域表现出不同的内涵特征，但蕴含在“天人”关系中的本质内容一直得以延续。“‘天人合一’实质上讲的就是自然与人的关系。”[2]这里的人不是个体，他是共同体意义上的精神聚集，以类主体的形象出现，是实体主体的派生物。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决定了其文化的核心是农业文化，农业社会在生产方式上讲究安土重迁、安土乐天、农本商末等。这就决定了在日常生活层面人们要因循天意，达成“天人合和”“天人合德”。这种依“天事”而为“人事”的德性文化使社会内容呈现出伦理本位和血缘宗法特性。因此，中国古代实在自然观确立的基点是实体主体的自然化，“天”或者“自然”是第一原理，类主体在综合和趋同的过程中向其靠拢，这一履历是某种反躬自身不断证伪的历程，看似混沌，实则有序。 古希腊时期的实在自然观建立在人对自然界的描述方面，描述的目的和动机首先是中心，其次才彰显描述的目标体系。古希腊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其海洋文明的特质，人们对于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和探索的欲望，乐于接受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愿意承受纷繁流变的外部环境赋予自身的不完满性。因此，以众多先贤为代表而聚拢起来的类主体对于变化莫测的物质世界的刻画既遵循实体主体的中心法则，又追求普遍性的和谐、统一、规律、正义等等。同时，这种寻觅的过程也是一个将物理时空主体化的初次尝试，即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这里的主体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对象性思维活动，它是基于信仰的热情而驱动类主体走向实体主体的经历。因此，古希腊时期的实在自然观预设了类主体和实体主体双向互动的赋值活动，这种活动在起点时刻是对等平和的，它既未完全撩起实体主体的神秘面纱，又未给予类主体以绝对的人格尊严。这一阶段类主体倾心于实体主体的和谐之美，并以此作为评判德性的最高标准，认识实体的存在不是为了征服，只是为了解释自身。 二、基于认知主体性的理性自然观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生产实践的拓展和社会生活的丰富，早期整体主义的实体主体逐渐开始分化，自我意义上的认知主体得以显现，其标志便是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这一新的运思范式使对象性思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外部世界被纳入认知主体的势力范围，自然界也首次被真正意义的人性所侵染，理性自然观因应而生。这种观念在其诞生初期的首要目标就是向自然发起挑战，以此来证明认知主体的独特性和能动性。因此，理性自然观初始的实践方式是“我”对于未知境遇的热情投入，为了某种应激性的存在自然以“他者”的样貌映入“我”的视界，而非“你”或“我们”。相比旧有的实在自然观，新近的理性自然观是否定性和破坏性的，它打破了已有的禁忌，但却使“我”脱胎换骨，从自然的深处缓缓走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性自然观与对象性思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它们都寄希望于认知主体的庇护。此时的认知主体在神化的自然中还若隐若现，并未完全挣脱外在力量的束缚和羁绊，因此其信奉“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确证性一方面得益于对世界的重新发现，另一方面源自认知主体的内在信仰。“正是在清教价值体系中，理性和经验开始被认为甚至是确立宗教真理的独立手段。——这种毫不犹豫地把道德霸权给予科学的做法是基于对经验的和超越感觉的知识的统一性的明确假设，以致于科学的证实必然确证了宗教的信仰。”[3]139“近代科学，其基本假设就是一种广泛传播、出自本能的信念，相信存在着一种事物的秩序，特别是一种自然界的秩序。”[3]150这种意识深层次的认知方式的转变，带来的是描绘物质世界的崭新思路和逻辑，自然知识的丰富在社会行动中助力专业化的科学探索活动。逐渐疏远宗教因素，理性自然观也日益变得生动。当对象性思维发展成熟之际，科学知识就成为理性自然观的唯一表达方式，因此，认知主体只关注到知识的强大生产性功能，但却遗忘了知识的革命寓意，知识与权力的内在可能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