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1-0132-09 现象学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在研究领域上似乎涵盖了人类文化的所有最重要的现象：逻辑和数学、自然科学与技术、伦理和道德、宗教与神学、语言与艺术、自然与历史等。但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却没有引起它应该得到的重视，即政治现象。政治是人类社会中极其普遍的现象，前面提到的所有现象都与一定的政治背景相关，或者说，我们在理论上讨论的所有的问题都与政治有某种关系。纯粹的理论性研究有其研究的对象，但是，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是处于一种政治环境之中，是受政治决策支配的。即使“纯粹”的自然事件也受政治因素影响，比如，长江是自然现象，而在长江上修建堤坝却是政治的决定，对洪水的治理也是由政治控制的。可以说政治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然而什么是政治，政治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却未必有清晰的认知。 一直以来，政治没有得到现象学应有的重视，它始终是政治学或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如果政治作为现象学的研究对象，那么政治现象学与政治学有什么不同呢？政治现象学是不是现象学与政治学交叉性的学科呢？一般认为，政治学在历史上经历过三个阶段：(1)在传统哲学中关注政治生活中的规范性问题，关注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2)关注现实世界中政治实际是什么样的，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研究“是什么”的问题，而不研究“应该是什么”；(3)近代以来，政治学受自然科学模式的影响，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对于经验材料进行量化分析的社会科学，即政治科学。政治科学模仿自然科学研究，提出假设，收集材料，对材料进行统计和分析，来验证假设，超出纯粹的经验描述的定性分析。政治科学也意识到，在重要的政治问题上，是无法获得经验材料并进行量化分析的，比如，总统或其他政治官员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们的头脑是如何运作，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这是无法得知的。即使普通选民的投票，也是无法完全进行量化分析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投票的时候是什么因素在选民的头脑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如此，政治学家还是把政治学作为类似于生物学的科学来对待，试图提出某种模式或通过一些案例提出一些普遍性的理论，而这些理论是建立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的。尽管不能做到完全类似于自然科学，但是力求近似于自然科学，成为尽量精确的科学，这是政治学研究的目标。因此，政治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是逐步脱离哲学思辨，成为一门经验性的量化性科学。 但是，现象学与政治学的一个根本区分就是，现象学是先验性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是关于事物如何以自身的方式从自身之中显现自身的学问。政治现象包含多种的政治形态，如国家、政府、宪法、政党、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政体、意识形态、公民权利，等等，而现象学关注的是所有这些政治现象中的共有的本质是什么。树的本质不是某一棵树，也不是树的整体，树的本质不同于个体的树。同理，政治现象的本质不同于任何一种政治的具体形态或关系。如何使得政治现象的本质显现出来，这是政治现象学的任务。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政治现象学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现象学悬置，悬置在对待政治现象上的自然主义态度。这种自然主义态度把政治现象理解为与自然现象类似的存在，从而以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来对待政治现象，其结果就是政治现象被遮蔽了。政治现象学要悬置政治科学的假设和方法，而不是把现象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发展一种交叉性学科。事实上，先验的现象学与经验的政治科学是没有交汇点的；关于政治的先验的经验科学与方的圆一样，是不成立的。 “面向事物自身”是现象学的根本原则。如何使得政治现象以其自身的方式显现自身，我们面临的首要障碍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中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它们的共同作用是妨碍政治作为政治自然而然(以其自身的方式)显示出来。下面，我首先论述自然主义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中的偏见，然后，依据现象学中的“现象”概念的定义、本质直观和人类活动的存在论结构等理论，探讨政治作为现象是使得社会存在物显现的先验条件，是不能够作为对象化的东西来看的。本文的目的是试图说明，政治现象学既不是传统的政治哲学，也不是现代的政治科学(政治学)，而是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先验政治哲学：它抛弃了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依据政治现象自身的本质特征来阐释政治现象。 一、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中的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从古到今有不同的内涵，但其核心思想是不变的。自然主义把人类社会看作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把人看作是众多自然物的一个种类。研究人类社会与研究自然物没有本质的区分。在自然主义看来，人类社会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虽然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存在方式，我们必须以理解自然物的方式来解释人类社会。这里，我谈谈在政治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和当代政治科学(政治学)中的自然主义。 在政治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政治哲学就是他的形而上学思想的衍生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仅仅是动物中的一个种类，无论是在个体还是在类上，人首先是动物。他说，“自然在所有人之中根植了社会性本能”，“人，当发展完满的时候，是最好的动物”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自然界赋予人的一种自然本能，与吃、喝、性等行为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本能。“本能”本来用于自然物，是自然物的自然倾向，与人交往也是类似于自然本能的社会本性。人类社会和组织与蚁窝、蜂窝没有本质区别。正是因为人首先是动物，如果没有外来的束缚，如果没有法律和正义，人就成为动物中最危险的。“正义是城邦中人的纽带(bond)”②。这种纽带(bond)同时也是束缚，是灵魂对于肉体、理智对于情欲、主人对于奴隶、男人对于女人、雄性对于雌性、人类对于动物的束缚和统治。但是，亚里士多德又认为，政治不是外来的束缚，而是一种内在的需求，更是人的特征。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比蜜蜂更具有政治性(更是一种政治动物)，这是因为，人被自然赋予了一种逻各斯能力，即语言能力。纯粹的声音仅仅表达痛苦与快乐等情感，而语言使得人具有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感觉。家庭和城邦(国家)就是基于这种关于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感觉之上建立起来的③。蜜蜂、蚂蚁、猴子等也有某种社会组织，但是，他们没有逻各斯，没有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