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习近平，第20页)。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及其理论创新，是同它的理论思维的“起点”、理论思维的“变革”和理论思维的“提升”息息相关的。改革开放40年来，理论思维的变革和提升，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的新起点，为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思维的坚实基础。 一、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的起点 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是在推进社会解放思想和实现自身思想解放的双重化进程中展开的。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不仅是哲学推进社会解放思想的前提，而且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思想解放，突出地表现在：从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唯上唯书、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自我封闭、排斥外来的学术视域当中解放出来；从照本宣科、僵化枯燥的话语方式当中解放出来。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的起点。 哲学研究中的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集中地表现在把复杂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派别冲突简单化、抽象化和庸俗化，以“贴标签”的论断代替具体的研究。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所研究的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真理与价值、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标准与选择、自由与必然等全部哲学问题，无不包含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极为复杂的难题，并因此引发包括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在内的复杂的派别冲突。哲学的派别冲突是在不同的时代展开的，哲学的历史演进是在不同时代的派别冲突中实现的。在哲学发展进程中所展开的派别冲突，总是以先前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成果为基础，聚焦于人类在其发展中所面对的时代性的实践和认识的难题。因此，每个时代都有反映自己时代水平的哲学派别冲突，特定时代的唯物主义哲学总是同自己时代的唯心主义哲学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离开特定时代的哲学问题和哲学论争，就会把复杂的哲学问题和哲学论争简单化、抽象化和庸俗化，并因而把丰富多彩和不断深化的哲学思想变成某些简单的论断和凝固的教条。在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哲学不仅是在不同派别的哲学论争中发展的，而且是在同一派别的不同形态、不同水平的哲学之间的变革中前进的。唯物主义哲学从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再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已经从旧唯物主义变革为新唯物主义。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从简单化、抽象化的哲学论断走向具体的、深化的哲学研究，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的理论思维开展哲学研究，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在自身的思想解放中所形成的理论思维的起点。 哲学研究中的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是同唯上唯书、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密不可分的。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任何重大的哲学问题都源于时代性的重大现实问题，任何时代性的重大现实问题都深层地蕴含着重大的哲学问题。近代以来的哲学之所以日益凸显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的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直觉与逻辑、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真理与价值、个人与社会、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构成以唯物论与唯心论、经验论与唯理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为主要标志的哲学派别冲突，其真实的根源就在于近代哲学在时代的变革中经历了由中世纪的“信仰的时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冒险的时代”再到17世纪的“理性的时代”、18世纪的“启蒙的时代”、19世纪的“思想体系的时代”的历史性转换。现代哲学之所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和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之所以形成以科学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价值哲学、政治哲学、生态哲学为主要标志的“部门哲学”或“分支哲学”，之所以日益凸显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自由主义与群体主义、坚守形而上学与拒斥形而上学、国家利益优先与人类利益优先为主要标志的哲学派别冲突，真实的根源就在于人类在“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页)的进程中实现了文明形态的变革，从而实现了表征人类文明的哲学理念的变革。实践的发展，文明的变革，哲学理念的创新，要求哲学研究必须面向自己的时代，研究和回答自己时代的重大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仅实现了当代中国的空前的思想解放，而且推进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空前的思想解放，总体上从唯上唯书、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问题导向”的理论思维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在自身的思想解放中所形成的理论思维的起点。 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其直接体现就是从自我封闭、排斥外来的学术视域中解放出来。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本身具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理论表征，是在理论上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总结、积淀和升华。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历史性的思想总是生成于思想性的历史之中，因此，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不能离开表征人类文明进步的世界性的哲学史。其二，哲学是以时代性内容、民族性形式和个体性风格求索人类性问题，哲学理论的范畴体系和表达方式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哲学命题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诉求则具有深层的人类性特征，因此，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不能离开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对人类性问题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在已有的“汉译名著”的基础上，大量地引进、翻译、评介现代外国哲学的学术著作，具体地研究以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弗洛伊德、波普、库恩、德里达、福柯、罗尔斯、诺齐克、哈耶克以及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阿多诺等为主要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潮，为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输入了新鲜的和厚重的学术资源。批判地汲取这些学术资源，反思这些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潮所表征的人类性的时代性问题，拓展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也从理论思维上推进了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