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育地理学研究评述与本土反思

      中图分类号：K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9)12-1938-08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对知识的生产、创新和管理的需求日益增强，而教育无疑在其中起着关键角色。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在教育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难题，并明确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不同学科对教育的关注侧重有所差异，人文地理学将空间视角引入到教育研究中，重点关注教育与空间的关系，形成了教育地理学这一人文地理学分支。与西方教育地理学科蓬勃发展的势头相比，国内教育地理学研究尚处在萌芽阶段。教育地理学者罗明东强调，虽然目前中国对教育地理学投入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深入开展研究的专业人员仍比较匮乏，教育地理学学科的重视程度和系统化研究等方面都亟待加强[1]。在人文地理学领域，2016年杨颖等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国外教育地理学研究发展情况，并从尺度层面对相关知识体系进行梳理，为教育地理学在国内的引介和发展做了开创性工作[2]。但正如其在文章所强调的，单一教育活动具有多尺度的空间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尺度视角存在割裂某一教育活动和教育现象的不足。鉴于此，本文从研究范式视角和理论系统整体性层面，对近20 a人文地理学的理论转向与教育地理学学科发展进行交叉分析，并围绕塑造教育空间的2种动力视角即政治经济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对西方当前教育地理学研究的领域和话题进行梳理和反思。同时，文章对近年教育地理领域出现的物质化和多元主义倾向也进行解读，以期为国内教育地理学的创立与发展提供借鉴。

      1 教育地理学的定义

      教育地理学在地理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中被定义为“一个旨在探寻教育、空间以及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学科”[3]。近年来，西方学者对教育地理学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强：Urban Studies(2007),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2011),The Canadian Geographer(2013),Cultural Geographies(2016)，以及Geographical Research(2017)等都先后组织专刊，从多角度对教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应用进行深入讨论[4-8]。

      西方教育地理学研究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外向性(outward looking)和内向性(inward looking)两大阵营[9-11](图1)。前者关注教育空间与中宏观尺度政治经济格局的互动关系，受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以及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倾向从结构一侧反映教育空间参与大尺度地理空间的过程。后者立足于中微观尺度，从社会文化视角考察教育空间，试图理解教育空间如何参与和影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日常互动。社会文化视角反映了人文地理的文化转向以及后现代地理学对于空间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关注，有利于从“能动”视角考察教育空间的政治性以及其与社会分异之间的关系。

      

      图1 教育地理学研究体系

      Fig.1 Research structure of geographies of education

      本文将循政治经济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两大研究视角，批判性地回顾和总结西方教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热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当前教育地理学研究基础以及社会转型发展的特殊背景，试图概括中国教育地理研究的发展现状、重要性及机遇。

      2 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教育地理学：从计量革命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流变

      20世纪50-60年代，二战后的英、德、法等诸多西方国家都面临社会系统的重构，受计量革命和区域地理学影响，教育地理学家关注学校空间区位选择以及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及分配等议题，相应研究大多通过计量手段绘制教育地图并开展教育空间区划，这奠定了地理学家在教育资源空间布局研究中的重要角色[12]。20世纪70年代后期，受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教育空间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生产劳动力(劳力资本)和塑造及巩固特定政治经济结构的场所。基于这一认识论的变化，教育地理学者大多立足于中宏观尺度，考察教育空间与现实政治经济结构互动关系[13，14]。

      总的来看，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教育地理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是教育空间被视为政治经济结构运行的结果和产物。如Andre-Bechely[15]分析了加利福尼亚不同社会群体在学校选择中的实践，发现学生所处的家庭在当地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地位是决定其学校选择的最主要因素，择校的过程是学生家庭自身社会地位再生产和再固化的过程。利用GIS考察英国初中学生公开考试学业成绩在不同行政区的空间分异，研究者发现造成教育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有学生文化背景、家庭所处社会阶级以及房屋价格[16，17]。有学者更是指出“什么类型的社区便会造就什么类型的学生(classifying pupils by where they live)”，教育空间特性由所在社区性质所决定[18，19]。另一方面，教育空间被视为塑造社会结构和空间异质性的积极因素。首先，教育空间被视为生产特定劳动资本的场所。如Brogan指出[20]，“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体系下，教育空间的角色是重构生产关系，从而教育出具有服从阶级结构和统治者价值观的劳动力”。同时，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将会塑造不同尺度上的空间异质性。Butler等[21]指出，教育地理学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不同的社会分异，如以民族和社会阶层而区分的居住分异，影响了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反之，教育空间不均衡对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有显著影响。在社区尺度上，Noreisch指出教育资源的空间分配对入学率以及学生学业表现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22]。该研究很好地佐证了当前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教育社区”和“学区房经济”的产生。并且，教育空间不仅体现在学生群体的主要日常生活空间，而且影响着学生家庭的日常时空轨迹，甚至也深刻影响整个社会的日常运作节奏和规律[23，24]。从城市尺度上，通过分别考察悉尼和奥克兰学区的空间分布和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Gulson和Thrupp的研究均表明[25，26]，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是教育资源不断重新分配的过程；教育资源空间分配中的公平性原则是塑造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动因。总之，教育空间的构建不仅仅是教育者、家长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过程，涉及多尺度空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教育空间深刻地反映和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中，分析教育空间的演变对理解某一社会的政治经济进程与不同空间尺度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作用[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