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为中国城镇化和创造世界经济奇迹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加快国民经济建设、夯实工业基础，国家选择了城市偏向的赶超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1]，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城乡劳动力“剪刀差”、城乡土地“剪刀差”等制度安排，以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完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所需要的大量资本积累[2]。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开始步入统筹协调、全面发展的新轨道，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现代化建设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为了解决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中央政府先后实施了“五个统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等战略[3]。但是，制约乡村发展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城市优先发展偏好依然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基础不牢固、“乡村病”日益严峻成为新时代乡村转型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难题[4]。党的十九大审时度势，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弥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乡村短板，为新时期地理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研究破解“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 “三农”问题是中国基本国情的集中体现，是地理学长期研究的焦点和难点。早在1936年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在省域和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农业区域研究，将全国划分成9个农业区[5-6]。新中国成立后，秉持地理学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为农业服务的宗旨，以吴传钧、邓静中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地理学家开展了大量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地域类型研究，编制了全国及不同地区农业区划的初步方案[7-12]。改革开放后，1981年周立三主持完成了《中国综合农业区划》编制。该区划将全国划分成10个一级农业区、38个二级农业区，为制定国家农业发展中长期规划、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做出了重要贡献。进入21世纪，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地域格局与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刘彦随主持研制了《中国现代农业区划》方案，将全国农业地域类型划分成15个一级区、53个二级区[13]。从不同时期的区划结果看，全国农业分区日趋细化，反映了人类活动强度及其影响程度不断增大，农业地域结构及其变化的影响因素增多，农业生产格局及其功能的地域性、多样性显著增强。 随着城乡人口、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的不断增强，城乡关系及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研究视角逐步从“农业”扩展到“乡村”，研究对象由“乡村地区问题”转向“乡村地域系统”。特别是2005年实施“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以来，“三农”问题受到高度重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新农村建设地理学快速兴起[14]，乡村地理学发展势头强劲，研究内容与主题丰富多样，主要包括乡村发展格局与类型[15]、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与机理[16-18]、乡村性评价[19]、乡村地域功能分化与演变[20-22]、乡村重构[23]、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24]等。但是，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类型及其分异规律的综合研究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当前主要包括从乡村转型、经济发展水平视角，研究揭示乡村发展类型及区域差异[25-26]，而着眼于资源禀赋状况、地理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等综合视角进行乡村地域系统的深入研究亟需加强。在研究尺度上，现有研究主要从县域层面探讨了乡村地域类型[27]，尚缺少全国层面的乡村地域系统区划研究，难以科学把握乡村地域系统类型及其空间分异规律，不利于支撑新时代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落实和落地。 乡村振兴实质上是乡村地域系统要素重组、空间重构、功能提升的系统性过程[4，28]。乡村振兴战略着眼于根本解决农民、农村、农业“三农”问题，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和乡村充分发展。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全面振兴，但不是每个村都要振兴，也不是每个村域同时振兴。中国地域辽阔、要素复杂、类型多样，从沿海到内陆、从南方到北方的自然地理分异，以及各区域城乡空间格局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地域系统类型的复杂多样性[4]。遵循不同地域类型区乡村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乡村系统要素的地域分异特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4]。在规划决策中致力于推进“五体乡村”，即田园综合体、生命共同体、村镇有机体、特色经济体、创业联合体的系统建设，是科学谋划、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要。本文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背景，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与人地系统科学理论，首次以全国39164个乡镇为单元，探究乡村地域系统格局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子，甄别中国乡村地域系统特征及其类型，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落实和落地提供科学基础与决策支持。在人类活动及人地系统交互作用日益增强的新时期，着眼于地理学视角透析乡村地域系统类型及其空间分异规律，有助于深化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认知，有助于创新发展人地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更好地凸显地理学、地球科学服务国民经济建设的学科价值和重大战略意义。 2 研究依据与方法 2.1 理论基础 (1)人地系统科学。20世纪90年代初，著名地理学家吴传钧指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29]。“人”指人类社会，包括人口、社会、经济等要素；“地”指地理环境，包括资源、环境等要素。在人地关系中，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主动认识、利用并改造地理环境；“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空间载体，地理环境制约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度、广度和速度。从人地协调论的视角来看，人地关系既会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日益密切，也会由于特定地域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而发生改变，致使人地系统不断处于协调—失衡—再协调的动态演变中，同时人地关系具有地域差异性，仅当人类社会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形成协调的人地关系[30]。当代经济全球化、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已经或正在强烈地作用于地球表层人地系统，使地表自然、经济、社会、技术等多要素耦合，以及物理、化学、生物、人文等多过程作用更加强烈，并聚焦于人地系统融合与交互作用的地表新圈层——“人地圈”。较相对单一的自然圈层、生物圈层(人类圈)，“人地圈”是现代人类活动与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表环境相互联系、交互作用、耦合渗透而形成的自然—经济—技术综合体，它更能凸显地表人地系统演化的耦合性、综合性与复杂性。面向人类世(Anthropocene)、立足“人地圈”，创新发展人地系统科学或现代人地系统学，将为深度解析现代人文技术作用过程、地表环境演变进程及其地域分异格局提供了科学认知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