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673-9493(2019)06-0041-08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 ADOI10.22217/upi.2019.016 联合国在《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中宣布，2007年人类有史以来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人类社会第一次进入城市社会，世界成为城市的星球，21世纪是第一个城市世纪、城市时代。此后，“城市革命”一词频繁出现于媒体报道和流行读物[1]，被当作现代化政策和城市增长战略的宣传口号，但相关文献只字未提城市革命的来源和含义。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常用城市革命指代不同区域快速城市化现象，例如中国、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等[2-7]。期刊《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2015年出版城市革命特刊，解释了城市革命三种含义[8]：第一，指全球主流城市主义，即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城市发展；第二，指自下而上发生在世界城市街头，对主流城市主义的各种抗议活动；第三，指城市理论研究的革命，呼吁发展欠发达国家(Global South)的城市理论。事实上，城市革命的最初含义并非如此，自1930年代考古学家首次提出城市革命以来，经跨国、跨学科学者的不同阐述，发生了数次变迁，城市革命理论内涵和外延极为丰富，因此有必要对城市革命学术概念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批判性研究其理论嬗变，并探讨它对今天城市研究与实践的意义。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城市革命一词最早由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Gordon Childe)1930年代开始使用[9-10]。他所著的《人类创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和《历史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①两本著作均用“城市革命”作章节标题，将其作为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历史阶段的标志之一[11-12]。1950年柴尔德在《城市规划评论》(Town Planning Review)发表论文《城市革命》，正式定义城市革命，归纳早期城市区别于农村的十个特征[13]，奠定了现在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最根本、意义深远的社会转型的认识。 此后，城市革命的使用超越了考古学，多国多学科学者对其加以阐述。1970年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出版，从三个层次阐释城市现象：城市本质、城市实践和城市革命。列斐伏尔所论城市革命一方面指长期历史变化趋势，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到城市社会；另一方面指城市内部形态的变迁，从政治城邦到重商主义城市，再到工业城市，然后到“关键时期”，标志着城市的全球化发展[14]。1973年在美国任教的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出版，对柴尔德城市革命相关论述进行批判性分析，并与列斐伏尔对话，比较彼此观点异同[15]。2012年哈维的《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出版，从列斐伏尔城市权利与城市革命理论出发，分析在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城市革命作为实现城市权利的手段与实践意义[16]。 自20世纪早期城市革命作为学术概念提出以来，其内涵经跨国、跨学科学者的论述和发展，成为城市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三位论述城市革命的学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绝非巧合。革命指突然的、激进的、彻底的改变，可以是政治组织、社会经济状况、观念或行为偏好的彻底改变，改变方式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今天，城市革命不仅是一个重要学术概念，亦广泛见于大众媒体报道，同时成为城市实践和社会运动的口号。本文综述三位学者对城市革命里程碑式的定义与论述，比较三者的联系与区别、继承与发展，厘清城市革命理论概念的历史脉络与演变，并提出当下亟须中国城市发展经验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城市革命理论。 1 柴尔德论城市革命 柴尔德是20世纪读者最多、影响力最大的考古学家[17-18]，中国考古学文化理论即源自柴尔德[19]。柴尔德对考古学理论最大贡献在于，他摒弃了19世纪对远古人类历史发展的三时代划分：石器、青铜器和铁器时代，代之以更严格的四时代划分：旧石器、新石器、城市和工业时代，以三次革命断代：新石器革命、城市革命和工业革命。柴尔德受工业革命一词启发，类比其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提出城市革命和新石器革命是史前人类社会发展两次最根本、影响最深远的社会转型：新石器革命指人类开始种植庄稼，从狩猎采集转向定居农业；城市革命指公元前4000-3000年间，农业剩余使人类密集居住成为可能，从农业转向复杂制造业和贸易等级体系，出现最早的城市。 柴尔德综合比较了美索不达米亚(特别是苏美尔帝国)、埃及、印度河流域和尤卡坦半岛的玛雅城市发展考古证据，通过引领人类社会进入演化过程中的经济新阶段的革命来定义史前城市——史前城市既是革命的结果，也是革命的象征。柴尔德有意选择“革命”一词来描述人类社会从史前史到工业革命所经历的数次转型：革命指文化发展上的根本转变。柴尔德明确说明革命不是突然的、灾难性的，而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变化不断累积达到质变，从而使人口倍增，这种人口增长相较以前是一个突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标志，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新阶段。与以往考古学家采用文字作为文明的标志不同，柴尔德采用人口指标(规模和密度)作为革命标志之一，“聚居人口在一个建成区的倍增”即为城市革命的标志，最早的城市“代表着前所未有规模的人类定居单元”[13]。 柴尔德从考古学证据归纳出最早城市区别于农村的十个特征。(1)人口规模：显著大于以往人类定居点。(2)人口组成与专业分工：尽管最早城市仍以农业人口为主，但首次出现了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全职、专业的手工匠人、运输工人、商人、官员和牧师等。(3)缴纳赋税：每个农民必须将其土地劳动所得的微薄剩余作为税，交给想象的地方保护神或神圣国王。(4)公共建筑物：每个城市具有独特纪念碑式公共建筑物，不仅与农村相区别，也体现了社会剩余的集中。(5)统治阶级：牧师、官员、军人占有大部分社会剩余，形成统治阶级。与旧石器时代的巫师或新石器时代的酋长相比，统治阶级完全免除了各种体力劳动任务。(6)文字和数字：管理巨大收入需要发明一套文字和数字系统。(7)科学：文字的发明进一步促进科学发展，例如代数、几何和天文学。(8)艺术：由社会剩余粮食养活的手工匠人，发展了复杂抽象风格的艺术。(9)贸易：早期城市依赖远距离贸易获得工业原料。(10)国家组织和新型社会关系：城市里的专业手工匠人从以居住而非亲属关系形成的国家组织中获得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