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中国首批13名学生赴日留学，不仅标志着千年以来中日“师生关系”易位，而且近代中国持续不断的留日运动，对中日两国社会和中日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日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日本学界利用日本政府、学校和个人保存的相关史料，探讨中国留日学生的赴日原委和日本政府的应对，考察日本学校对他们的接受和教育，分析他们的留日生活及其与日本社会的关系，评介他们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等，这与中国学界侧重介绍留日学生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爱国革命活动、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有所不同。日本学界虽不乏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的学术史回顾①，但往往从“知识流动”的视角，概述近代中国人的留日史，或者主要回顾与个人研究相关之学术史。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史及其研究确有全面总结之必要。故而，笔者拟通过梳理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历程，重在考察当代日本学界的相关成果和发展现状，总结其研究特点，分析其研究规律和趋向，为深化和拓展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提供“他山之石”。 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既是近代中国留日运动在日本社会留下深刻印迹的学术反响，也是日本学界结合近代以来中日关系、教育交流、国际环境的历史与现实做出的回应和探讨。笔者按照时间顺序，将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近代的学术积累与研究起步，其又可细分为明治末期、大正时期和昭和初期三个时期②；二是战后初期的学术延续与研究低潮；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发展与研究高潮。 (一)近代的学术积累与研究起步 穿着长袍马褂、拖着长长辫子的清末留日学生，一踏足扶桑列岛便引起日本社会广泛关注。这种关注不仅仅来自于他们的穿着打扮和发饰造型，更多地来自于日本国民对昔日“先生之国”的中国人竟到日本留学的惊奇，来自于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通过明治维新取得“进步”的沾沾自喜，来自于打败清国后极度膨胀的傲慢与向东亚大陆扩张的侵略野心，来自于对作为“战败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怜悯与惋惜。这种或友善，或同情，或嘲讽，或蔑视，或兼而有之的复杂情感，不仅影响中国留日学生的对日认识，而且引起日本各界讨论。明治末期，日本知名报刊，如《外交时报》《太阳》《中央公论》等都对中国学生的到来、入学、教育和社会活动给予报道。③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呼吁积极接受中国留学生，以增强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影响力。④ 大正时期，日本政府和军部企图独霸中国，而留日学生被视为增进“日中亲善”和辅助侵华扩张的战略资源，日本各界也对中国留日学生从直观介绍，转向实用性对策分析。明治专门学校创办者安川敬一郎，在1917年自刊《教育事业是“日中亲善”之基》，强调发挥留学教育在“日中亲善”事业中的积极作用。⑤日本驻华使领馆人员、军人，建议改变明治末期以来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冷漠政策，转向“优待主义”，为他们提供住宿、学习便利⑥，培养其“亲日倾向”。日本的有识之士和部分国会议员，尤其与留日学生教育相关的松本龟次郎、服部美佐雄等人，多次呼吁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待遇。日本国会从1918年通过两项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待遇的建议案，到1923年通过《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促使日本政府逐步调整和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这些法案和对策虽未全部实施，但反映了大正时期日本社会关于中国留日学生问题的讨论。 昭和初期是日本侵华加剧和挑起侵略战争的年代，留日学生常常因此愤而归国，但总体上仍赓续不绝，日本学界关于他们的研究不仅没有中断，而且从学术积累真正走向学术研究。1931年，松本龟次郎出版《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⑦，回顾其教育中国留学生之历程，提出积极接受和培养中国留学生的建议，并对中日教育交流抱有期待。实藤惠秀从1936年11月至1938年12月在《日华学报》上系统介绍中国人赴日留学的原因、人数，以及日本教育机构、日本教习等，实为1896-1937年间的中国留日学生史。这些成果于1939年3月集结出版，即《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⑧实藤惠秀还采访唐宝锷、曹汝霖等多位原留日学生，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日本文化对中国之影响》《近代日中文化论》等，分析留日教育和日本文化对留日学生、中国近代化的影响。⑨这些成果可谓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的开山之作，直接或间接影响战后初期的留日学生研究。 (二)战后初期的学术延续与研究低潮 战后初期在冷战对峙的国际格局下，中国大陆不仅留日运动中断，转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而且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因“海外关系”备受“嫌疑”和政治运动冲击。日本经过战后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否认战争责任的错误思潮抬头，狭隘的民族主义膨胀，也没有研究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良好环境，仅仅维持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薪火相传。20世纪50年代，永井算巳主要关注明治末期中国留日学生的动向，包括1902年孙揆均、吴稚晖等20多人联名担保9名自费生入学成城学校事件，以及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反对“取缔规则”等活动。⑩佐藤三郎介绍早期中国留日学生的一些逸闻趣事。(11)1960年，实藤惠秀出版《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成为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的经典名著，且与其后的系列成果共同奠定他在该领域的重要地位。(12)1966年，大高岩、波多野太郎将留日学生景梅九的《罪案》，翻译为《留日回顾——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半生》(13)，叙述其留日期间参加同盟会和开展反清革命活动的经历。 20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从“复交”到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特别是随着“文革”结束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再次派遣留日学生(14)，近代中国留日学生问题又引起日本学界关注。其主要关注点如下：一是重在分析清政府选派留日学生政策的确立过程、主要特点、影响因素和指导理念(15)；二是介绍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特设预科制度和以增进“日中亲善”、借机扩大在华权益为目的的对华文化事业(16)；三是考察接受中国留日学生的主要学校，如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东京同仁医药学校、第一高等学校等(17)；四是留日学生个案研究，包括鲁迅、郭沫若、彭湃(18)；五是留日学生相关统计，如二见刚史、佐藤尚子分类统计近代日本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专业、出身、年龄、学历、毕业去向(19)；六是整理与研究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相关史料(20)；七是日本政府和学校对台湾地区留日学生的接受、教育和同化政策。(21)这一时期不仅是中日关系的转折年代，也是日本学界兴起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的转折时代，反映了日本学界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与中日关系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