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9)05-0070-06 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领导革命，具体的革命对象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无论是反帝反封建，还是反对国民党的统治，敌对势力无一不是根深蒂固、势力庞大。总体上，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以弱抗强、以少胜多，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面对艰巨的革命任务和强大的敌对势力，如何壮大自身力量?扩大群众基础，尤其是赢得代表未来的青年群体支持是主要途径。1949年前，由于共产党长期处于被压制和被敌视状态，其思想传播遭遇严重的阻力，一种外来的、全新的、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思想体系如何进入青年的视野?如何建立可信任的、高效的思想传输渠道，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和浸润?如何通过群体的碰撞、整合，使思想落地成为有生命力的机体?如何在群体行动中印证、深化对理论的认识，进一步指导实践?这些关键问题，是一个新型政党扩大政治影响，夯实群众基础不能不考虑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同心圆状的青年组织系统，有效应对现实的挑战。 一、中国共产党同心圆状青年组织体系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体系呈现同心圆结构，形成以共产党为核心、以青年组织的共识和底线为边界、以政治立场和组织关系“亲疏”为半径的同心圆圈层结构。以共产党为圆心，处于最内圈的青年组织是明确宣称以共产主义为指导的共青团，其特点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被视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外一圈的是共产党员在组织中占主导地位，成员政治倾向比较一致的进步青年组织，如抗战时期的“民主青年协会”“民主青年同盟”“新民主主义清华社”等；更外一圈是思想进步，但是内部思想不统一，成员更为广泛，部分赞同共产党主张的青年组织；最外圈是思想芜杂，但是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青年组织。中国共产党通过圈层结构，把分散的青年原子，结合成较为紧密的群体，形成辐射性的渐变谱系，并通过组织之间的权力和控制关系，赋予不同青年群体相应的组织功能，形成具有向心力、凝聚力的差异化组织系统。 1921-1949年，革命形势剧烈变化，国共力量此消彼长。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相应产生了“白区”和“红区”的对峙。众多的青年社团组织以政治观点划分阵营，在国共两党对峙时期形成众星拱月的政党与青年组织间关系。国民党和共产党如同两大恒星，各自吸引众多的行星围绕，分别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外围组织，巩固自身的群众基础。除了政党与青年组织政治态度趋近的关系外，政党本身也通过领导、扶持、改造部分青年组织，与其建立特殊的紧密联系，使部分青年组织变成政党的“卫星”。无论在“白区”还是“红区”，中国共产党综合运用渗透改造和自主建设的方式组织青年群体。 中国共产党圈层结构的青年组织其形成有两种方式：渗透改造和自主建立。渗透改造主要通过共产党员加入既有青年组织，强化政治影响，改造组织气质。通过改变组织成员构成或影响组织的价值认同等方式，改变组织要素，进而影响组织形态，为己所用。五四运动前后，青年结社现象非常普遍，出现了大量宗旨各异、规模不一、存在时间不等的社团，形成青年自我认同的集聚方式和相对自由的公共交流空间。这类青年团体的特征是相对松散，成员之间借由兴趣或志向组合，内部思想较为芜杂。共产党员加入这类青年组织，不断渗透、影响乃至改造组织，成为政治观点倾向共产党，成员观点较为趋同的青年组织。新加坡学者徐晓宏在其《信仰之前的归属》一文中通过对五四时期28个社团的深入研究，提出注重自我修养和群体纪律的组织易于接受共产主义，因为他们的组织气质(Group ethos)和布尔什维克具有天然的亲近性。[1]美国学者吴应銧(Odoric Y.K.Wou)提出：共产党农村动员之初，主要是招募土生土长的学生作为种子，利用他们的个人关系进入社区，利用地主、富农和农村统治力量的分裂，渗入已有的社会组织。这些策略促进了农村动员，使共产党人可以更深渗入农村社区和掌握地方军事力量和获得权力。[2] 自主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有目的、有针对性建立专门的青年组织，或者因地制宜借助创办义务学校、工人俱乐部、读书会等形式组织和训练青年。在不同区域，党创建青年组织的方式差异很大。土地革命时期，在局部执政的“红区”，共产党运用政权的力量，通过组织引导和广泛发动，很快将青年组织起来。未成年的儿童编入儿童团，14-23岁的青年编入少先队，其中政治觉悟更高的青年吸纳进入共青团，通过年龄和政治觉悟两重标准，把青少年组织编入细密的网络，最大程度组织青年、动员青年、教育青年。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普遍建立“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青年组织。通过深入乡村的组织发动，建立密布基层的青年组织网络，使单个的青年联接起来，成为对共产党革命事业的重要支撑力量。一些看似中性的青年组织，并非游离于政党之外，政党通过内建和发展核心成员的方式来稳定组织的政治态度，使其保持一定的一致性。 在国民党控制的区域，中国共产党自主建立青年组织面临巨大压力，必须在秘密状态下进行，通过依托合法组织或者建立秘密的地下组织方式联系青年。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进步青年组织从公开活动转向内部活动，纯政治性活动转向学术性、福利性活动。在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中，建立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壁报社、剧艺社、体育队、学生会等青年组织，党员掩饰自己的政治身份，通过职业或社会关系等资源接近青年。如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进步青年的“据点”，“它接受中共的领导，但没有名称，规模很小，一般只有3-5人，并且不发生横的关系，只是单线领导”。[3]“据点”是规模很小的进步青年组织，他们以爱国主义为主要纽带，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赞同共产党的民主进步主张。进步青年的“据点”发展很快，“到1945年春，中共南方局联系的“据点”达48个，联系了989人，其中大学生有464人”。[4]虽然这种零散的“据点”是联系青年的有利形式，但还不能真正把青年组织起来，变成组织化的物质力量。共产党在“据点”和其他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较广泛的进步青年组织，如“民主青年协会”“民主青年同盟”等。这些青年组织是共产党联系青年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接近青年、考验青年、动员青年，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将抗日救国的理论输送给青年，扩大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另一方面组织青年投身抗日救国运动，积蓄抗战能量，为全民性的战略大反攻准备和组织一切可以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在国统区农村，共产党通过互助会、兄弟会、姐妹会、拜把会等方式交友，加强共产党员与青年群众的联系，发展秘密的青年组织，扩大政党的政治影响。如吴应銧(Odoric Y.K.Wou)提出：“这种在国民革命时期建立的教师—学生网络，成为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农村动员的基础。”[5]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在《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一书中分析共产党人在安源与地方精英合作，利用合法公开的方式接近工人、组织工人，如组建工人俱乐部、武术社团等方式，在团体内部加强教育引导和组织训练，最后成立共产党支部。[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