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景观，也是表征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差别的重要符号之一。身体在社会科学中的境遇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初被贬低被忽视的境地，转而成为学者讨论的中心话题。作为个体自由与解放的象征、新生权力(如消费)控制的关键领域、身份认同的核心以及各种权威知识作用的对象，身体在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成为各种力量交锋的中心，即便是个人生活也被各种身体意象和身体技术所包围，没有喘息的余地。“颜值即正义”，这种流行于青年人中的时尚口号鲜明地表达了这一当代境遇，身体成为解读青年思想的一个关键途径。鉴于国内身体社会学领域仍有待于经验研究的充实，本文以大学生的身体外观管理行为为例，以青年的身体管理行为与观念，展现与解读当代青年如何通过对身体外观的管理来建构自我形象，回应社会境遇的要求。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 身体外观管理(appearance management或body management)是指人们有意识地管理身体外观的行为，持续地对身体的可视外观进行审视和操控(Karamallah et al.，2018)，以便创造或者维持某种外在形象。人们选择服饰、管理身体，并操控我们想要呈现出来的整体外观(Reilly & Rudd，2007)。 身体外观管理行为可分为日常管理和非日常管理或有风险的行为(Lennon & Rudd，2010)，前者指诸如修饰、保健、锻炼、饮食等日常行为，后者则涉及整容和医学干预等有风险的、较极端的行为。对身体外观管理行为的研究关注社会文化对人们身体外观的作用，人们的社会处境以及相应的需求对外观管理行为的影响。同时身体外观与个体的自我息息相关。一方面它构成个体的身体自我，是自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对自我产生极大的影响，个体会关注身体外观给他人留下的印象，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这种印象，则会导致社会性身体焦虑(social physique anxiety)(Martin et al.，2006)。由于身体外观既体现了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又与自我密不可分，因而解读身体外观管理的行为，是解读社会与自我关系的绝佳切入点。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身体社会学，就致力于通过身体分析社会与自我的相互作用。特纳(2000)以身体区分社会空间，提出关注身体在社会空间内的身体表现以及内在的约束问题，从而身体成为自我约束和社会呈现的碰撞之地。戈夫曼(1989)的拟剧理论强调身体在联结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作用，个体通过操控身体外观和身体表演维持特定的社会互动，而身体背后的那个自我似乎无时无刻不在绞尽脑汁地研究社会角色相应的剧本，以便操控个体给他人留下的印象。这种印象管理之术，正是社会文化渗透到自我意识之中，是社会背景与自我共谋的结果。在福柯(1999)那里，身体的生物性进一步被弱化，知识和权力的作用更加突显。他认为，身体体现了知识形式的实践效应，同时他还指出，身体的规训往往指向对灵魂的规训，因而也是一种自我技术，个体可以通过控制身体、灵魂、思想、行为来形成和改变自我(福柯，2002)。吉登斯(1998)关注现代性框架下身体的外在“给予”发挥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承载了更多的反思性。他指出，对体形大规模自恋式的保养运动所表达的，就是一种深埋于内心的，对身体加以“建构”和控制的主动关怀的表达(吉登斯，1998)。现代的学者则更多将身体视为一个多元形态，关注身体和行动以及身体和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身体既是行动的开端，又是行动的结果；既受结构的规约，又是建构的主体(江中，2004：104)。 相较之下，布迪厄更关心与身体相关的社会境遇，文化资本会以身体化的形式得以呈现和再生产，并且由于和阶级性紧密相连，身体成为趣味和区隔的一个基本特征，对人的外在形象的管理成为文化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Bourdieu，1984)。布迪厄的理论启发了当代研究者对身体与社会境遇之间关系的关注，众多研究者根据文化资本的概念发展出身体资本、审美资本和性别资本等与身体相关的学术概念(Bridges，2009)。众多研究表明，外表的吸引力能够增加女性的向上社会流动、劳动力市场上的经济回报和日常交往中的机遇(Mulford et al.，1998)。 除了身体社会学的视角，消费社会学也将身体外观作为研究的重点。在消费社会中，身体尤其成为自我表达和社会控制的关键领域。鲍德里亚认为，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身体是一种救赎物品。人们将身体当作一种遗产来照料，当作社会地位能指之一来操纵(鲍德里亚，2008)。甚至有人认为，身体已经“成为人们追求的目的本身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也即非身体目的)手段”(陶东风主编，2012：412)。身体景观成为当代社会的标志性景观。商业宣传、身体技术、科学知识和图像技术都指向身体，为我们的时代创造了铺天盖地的身体景观，引导人们摆脱清贫、禁欲、劳苦的形象，塑造享乐、美丽的身体图景(王宁，2009)。一边是对身体欲望的空前放纵，另一边又对身体进行更加严苛的控制，“消费文化并不意味着彻底地用快乐主义取代禁欲主义，它倡导的实际上是‘精心计划的快乐主义’”(陶东风主编，2012：430)。同时，在社会医学知识和消费力量的双重推动下，女性的身体备受关注。众多研究者探讨女性身体在资本主义商业和男权文化下遭受的双重压迫，女性陷入美丽神话无法自拔(Wolf，1991；Bordo & Heywood，2003)，女性多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在研究者的笔下。也有少数学者发出不同的声音，指出当代女性身体欲望的突显，男性也越来越多被纳入美丽工业，女性也可以通过化妆整容来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抗和诉求(Davis，1995)。身体技术的发展之于性别关系似乎并未带来更乐观的前景，这是当代身体研究批判的重要议题之一。 总体来说，身体社会学将身体置入自我与社会的交界处，奠定了身体之于个体的自我性与社会性联结的核心地位，而消费社会学的研究则进一步强化了身体意象在当代社会的特殊含义，这些都成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之下，研究者想进一步探讨身体被纳入自我与社会交界处的情境性，即对特定的群体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如何通过对身体外观的操纵，将身体与自我建构联系在一起，又如何利用身体外观回应社会的要求。喊出“颜值即正义”此类口号的青年，尤其值得关注，他们处于生命周期的特殊阶段。从生理角度看，他们的身体发育接近成熟，需要为择偶、婚姻和生育做好准备；从社会角度看，他们要为进入社会、承担社会角色做好准备。处于消费时代的他们，有意识地管理操纵着自己的身体外观，以建构理想的自我形象，并为承担社会角色做好准备，其身体外观管理行为与观念尤其具有这个时代的特色。本文试以大学生群体为例，在身体社会学、消费社会学以及性别研究的框架内，解读身体外观管理作为自我建构的过程，如何回应当代社会对自我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