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制度环境的改变，代际的更替，客观上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了较好机遇。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民工也面临着很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其市民化面临新的困境。“农民工回流”和“民工荒”就是这种新困境的真实反映(黄乾，2009)。两轮民工荒反映出农民工回流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一方面，农民工长期处于低工资、低福利和低保障的状态中，他们得到的收入、享受的福利与他们付出的劳动强度、时间、精力等代价不相匹配；另一方面，“民工荒”更体现为职业与家庭间的矛盾，农民工既意图通过务工获取更多收入，也希望能够照顾家庭，而一些产业的农民工劳动强度大、时间长、收入有限且难以照料家庭(李波平、田艳平，2011)。从某种程度上说，“民工荒”也是“工资荒”“权益荒”，当工作带来的收入和福利不能满足他们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赡养抚育家人和自身素质提高的需要时，农民工就会选择更换工作或者回流(刘铮，2006)。换言之，他们经常处于一种工作贫困的状态，回流正是这种状态的结果。它表明，随着社会的转型，只要工作就可以远离贫困的生存逻辑已不再适用(周娟，2009)。 大部分农民工是农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相比留守在农村的其他人而言，他们似乎与贫困没有太多的牵连。同时，政府也是把引导农民工进城务工作为农村地区重要的反贫困措施加以实施。因此政府和社会各界很少把成功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农民工放在贫困的语境中审视，但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遭遇了贫困(刘祖云、葛笑如，2014)，甚至低收入农民工群体还将成为城市贫困人群的重要来源(杨舸，2017)。近年来，针对农民工的贫困问题，很多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了大量研究(参阅杨帆、庄天慧2017年所做综述)。而本文从工作贫困的研究视角将宏观的经济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因素与微观的个人和家庭因素相结合，从多个层次和维度分析工作贫困产生的原因，从而为社会政策干预找到切入点。本研究以青年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使用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对青年农民工的工作贫困发生率进行估计，对影响工作贫困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青年农民工工作贫困的对策。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工作贫困的概念 工作贫困是指“所在家庭的家庭收入在贫困线下，且正在工作的群体”(寇竞、胡永健，2014；鲁大明，2017)，或简言之就是有工作的穷人(芦恒，2013)。在这一定义中，工作和贫困是两个主要概念。 首先，关于贫困的测量。界定贫困常用的四种方法是：利用已有的官方贫困线；采用某一社会救助项目资格；采用最低工资、中位工资或平均工资；根据平均收入或者中位收入一定比例(姚建平，2016)。也有学者使用物质剥夺指数或者是消费支出来界定贫困(Crettaz，2013)。 其次，关于工作的定义。主要有静态定义和动态定义两种(鲁大明，2017)。静态定义是指调查时的某个时间点是否正在就业；动态定义是指在“在某一段时间内有工作的经历，例如一年中有几个月以上在工作”。在具体研究中往往会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进行操作性定义。如关于OECD国家工作贫困的研究往往采取动态的定义，即一年中至少有6个月以上从事有薪工作(Lohmann，2009；鲁大明，2017)。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静态定义的好处是“不在一开始就把任何类别的弱势工人排除在外”，“在实践中绝大多数现在正就业的人同样也符合在前一年工作6个月及以上的情况”(Hick & Lanau，2018)。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采用静态定义(姚建平，2016)。 本研究关于工作贫困的定义是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且调查前一周至少做过一小时以上有收入工作的人。 (二)关于工作贫困影响因素的理论解释 尽管工作贫困现象很早就被政府部门和学者们关注，但对其的解释并未形成一致接受的理论模型。现有理论资源主要来自劳动经济学和福利国家相关理论。前者主要分析宏观经济因素相互作用对工作贫困的影响，例如经济全球化、去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等。后者主要关注福利国家相关政策工具与工作贫困之间的关系。 克莱塔兹(Crettaz，2011)从劳动力市场、社会人口和政府公共政策三个维度分析了社会变迁对工作贫困产生影响的宏观和微观机制。宏观层面上，首先，从劳动力市场来看，全球化、去工业化和技术变迁可能影响工作贫困；其次，家庭结构及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可能影响工作贫困；最后，福利国家的津贴和社会服务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规制也会影响工作贫困。这些宏观层面因素的变化主要通过个体工资率、劳动参与率以及家庭负担三种主要的微观机制影响到家庭层面的经济状况。 对中国农民工工作贫困的研究，同样需要将其置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之中。本研究将借鉴克莱塔兹的分析框架，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家庭变迁纳入农民工工作贫困的研究框架，具体分析影响农民工工作贫困的微观因素及其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