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11-0067-10 今天的时代仍是《雅典宪章》中所宣称的“城市的时代”，但时代的内涵及意义发生了变化，而且今天的城市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严峻的风险与挑战。尤其是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它所特有的问题根源、内涵指向、现象表征，本身就是摆在城市化研究者们面前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实难题。列斐伏尔作为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长期对现代性与日常生活进行探索，尤其聚焦于城市化如何构成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调节，并且构想都市革命，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危机。列斐伏尔构想式或假设式的都市革命理论，以都市总问题式(problématique urbaine)的概念、差异性的都市形式以及复杂化的都市社会为我们提供了整体性的且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城市研究视野，推动着我们在城市规划与建造之前进行全面的反思。对于中国城市化道路如何走、如何走好，具有一定借鉴性、认同性，因为中国城市的发展毫无疑问已经是具有世界和全球意义的重要现象。对于这种批判性都市愿景的探讨，将帮助我们去思考诸如城市的整体规划、城市的建造以及人们日常的城市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占有使用空间的权利、空间准入的权利、体面性生活的权利等关涉公平正义的问题，真正找到实现正义性的、人文性的、活力性的、创生性的都市空间的多种路径。 一、列斐伏尔都市革命的构想图景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看，伴随着工业化大生产，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将农业生产纳入工业生产之中，农业社会服从于工业社会的命令与控制。那么，工业化急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工业社会之后会是什么社会，我们研究工业社会之后出现的社会目光究竟投射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够正确地定义当前正在经历的社会呢？答案不置可否。列斐伏尔认为，工业社会之后应该是“被完全都市化的，它在目前是潜在的，但在未来却是现实的都市社会”[1]3-5，是无特定内容的纯形式存在，它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是熔融着多样、复杂、矛盾的集中性-多元集中性的积累空间。工业社会与都市社会并非偶然的耦合，“都市社会的开端和都市化的形态取决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特征”[1]18，“工业化-都市化的双重进程方式中，继第一个术语(工业化)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之后，第二个术语(都市化)才变成主宰”[1]159。所以在正进行的工业社会的内爆与都市社会爆裂的转换时期，一个在工业社会基础上，积累着从工业社会到都市社会转变的复杂的、总体的都市现象以及被颠覆的矛盾，囊括了工业社会的城市组织并打破传统城市内部关系的都市社会正在形成。 然而，正如我们在工业社会中的经历，“工业化的兴起以及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揭示了农业社会的特征……人们经历着它们却不理解它们”[1]46，这主要因为凝视工业社会的目光仍是农业社会时期的限定，其预测与反映方法是基于现状推论意义上的实证方法，从而得出简约化、分裂化、碎片化的分析与预测，导致不能真正、完整地理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列斐伏尔认为，都市现象是一个整体性的现实。伴随着都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新的、明显不受限制并满溢到世界各地和日常生活的秩序正在形成，资本的空间生产对差异性空间的普遍性的压抑、资本对空间的分裂、隔离、众多社会关系矛盾性的相互叠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肆意扩大以及政策性干预的扭曲化的城市建构，使城市化与工业化双重过程的盲域充满复杂性、离散性、矛盾性。我们正经历着列斐伏尔一个发生在各个层次与维度之中无法察觉、很难掌控、充满矛盾与复杂的“空间的爆炸”[2]52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城市现实，人们很难穷尽复杂性的都市空间形式。列斐伏尔认为，我们能否透视工业社会与都市社会转换时期的“盲域”，实现对这一秩序的可读性的正确解读，关键在于城市分析与预测思维的转变，即以总体性都市总问题式的方式去捕捉。所谓都市总问题式即对都市现象的思考、表达与分类，因而都市总问题式可以看作是关于如何定义都市、怎样思考都市现象以及实施什么样的都市战略的整体性思考，是对整体性都市现象的整体性研究。列斐伏尔认为，“没有整体的概念，我们就不能展开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没有整体概念，就没有参照系，没有一般性，甚至没有普遍性”[3]391。我们对都市、都市现象的思考与实践都蕴含着整体性的观念，无论是分析上的分裂还是学科上的划分都是对这一新秩序的某一部分经验的片面性的理解，不能真正实现整体性的把握。 都市作为整体的现实，蕴含着革命的因子，都市作为积累的空间，熔融着复杂、整体、多样、差异与矛盾，更重要的是城市创造的都市情境统一了一切，“差异的事物一个接一个地产生并不孤立地存在着，而是按照他们的差异性而存在”[1]135，一种辩证运动即整体性被割裂，城市中的矛盾也在这一情境中被掩盖。虽然都市革命并不排除暴力的行为，但却并不是列斐伏尔想要的结果，列斐伏尔想从认识论上的反思实现一种理性的温和式转变。因而在维度与层次中，列斐伏尔将空间进行三个层次的划分：在顶层统治者国家的全球层面(新统治主义)和资本(新自由主义)，包括社会秩序中最抽象和最普遍的力量；位于中间的是城市层面，作为顶层和底层之间的混合和中阶层；底层是私人空间，当官僚化的消费控制社会的异化理性统治世界时，这种社会整体的全球层面将其逻辑投射到城市层面，城市将注入日常生活的层面。[1]88-93但对列斐伏尔来说，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反理性的反疏离情绪，这种情绪从日常生活中涌出，能够通过城市层面向上投射到全球层面。事实上，列斐伏尔都市革命的思想建立在日常生活前景之上，也就是说，当日常生活水平和历史水平能够相互影响时，革命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