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9)06-001-08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关系这一现代社会体系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做了既唯物又辩证的深刻把握，以国民经济学这一资产阶级利益代言者为批判的直接对象，对资本主义这一现代社会典型形态进行经济哲学的结构性分析，揭示资本和劳动的辩证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规律。在此过程中，阐发了以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和深远的共产主义思想为标志的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同时实现了对国民经济学、费尔巴哈唯物主义、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等的批判性超越，凸显马克思实践思维的方法论特质。本文试以《手稿》中马克思关于资本和劳动关系“必定经历的运动”的“简要概述”为例，对马克思的资本和劳动辩证观进行解读，并试图揭示其方法论启示和重要现实意义。 一、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辩证运动 在《手稿》“笔记本II”的结尾处，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历史运动做了简要概述，揭示了作为私有财产关系的资本和劳动所经历的从“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到“二者的对立”再到“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1]的历史的、逻辑的辩证运动历程。① (一)资本和劳动直接或间接的统一 马克思从资本和劳动关系角度来回顾人类劳动的历史发现，“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1]甚至可以说二者是“同一个东西。”[1]在人类最初的劳动活动，不存在劳动与资本的分离问题，甚至不存在劳动与资本的区分，二者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如果一定要做出区分的话，只是劳动工具和对象作为“资本”与劳动者相“对应”，而这种对应本身就是(消极)“适应”。同样因人的智力水平所限，人类最初阶段，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分工，有的也只是个体性的、偶然性的劳动分工，其劳动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人的几乎是动物性的生命需要。马克思甚至认为封建地产也“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同周围世界的纠结而达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1]换言之，人类起初(包括封建社会)的劳动，是人为了自己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进行的简单劳动，生产的目的仅仅为了获得直接的使用价值。这便是“最初的资本”和“最初的劳动”的直接统一。 随着人的智力发展、劳动工具改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一旦劳动产品超出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时候，私有制产生了；加之分工的出现，资本和劳动最初的、直接的统一状态被消解了，随之而来的是资本的生成并与劳动日渐疏离。伴随封建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被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尤其是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必然进程中，现代社会的新生儿——资本所有者(资产阶级)——诞生了，并开启了以战胜土地所有者(地主阶级)为结局的现代社会历史进程。《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所有者必然战胜土地所有者，称为“发达的私有财产必然战胜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1]在此意义上，资本和劳动关系开启了从统一到分离、异化的逻辑和历史进程，也就是“发达的”资本和劳动关系战胜“不发达、不完全的”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历史进程。 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这里不仅看到了这一进程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同时看到了此时的资本和劳动仍然可以“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仍然发挥着某种正面作用。在《手稿》的笔记本Ⅱ中，马克思从“超出国民经济学水平”的高度上提出两个问题：“(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做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1]注意这两个问题的提法：(1)是“具有什么意义？”(2)是“犯了什么错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已包含在提问之中了，第一个问题在《手稿》中马克思并未直接给出答案。但不难发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和劳动“它们虽然分离和异化，却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的情况，恰恰就发生在“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异化(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这意味着，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和劳动的矛盾运动及其结果，对人的发展来说，仍然可以“作为积极的条件”，进而促成资本和劳动“间接的统一”，这正是“抽象劳动”对人的发展具有的积极意义。 (二)资本和劳动二者的对立 在马克思看来，前资本主义阶段存在的无产和有产的对立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因为那时“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1]即还不是“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后者则表现为“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和“作为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之间的对立。资本和劳动的这种对立在现实生产和生活中表现为：一方是只有劳动权而没有财产权的纯粹劳动者(工人)，另一方则是独占财产并对他人劳动及其产品拥有支配权的资本所有者；二者对立已是作为发达的、完全的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和劳动的对立。 这一分离和对立改变了资本和劳动各自的性质和功能，同时也改变了资本和劳动原本统一的关系。首先，就资本和劳动自身而言，在私有财产范围内，一方面，由于资本拥有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劳动转化为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导致和表现为劳动者与其产品对立、与劳动活动本身对立、与人的类本质对立和人与人对立。而且，异化了的劳动使生产活动表现为“完全异己的活动的生产，是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1]另一方面，在异化状态下，不但劳动(工人)陷入资本设定的异化陷阱，失去自身的独立性而完全从属于、依附于资本(资本家)，而且，按照黑格尔对“主奴关系”的分析，劳动是人的本质，那么，与劳动疏离且对立的资本、资本所有者(人格化的资本)的存在状态，也与人的劳动本质相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所有者同劳动者一样，都处于异化状态之中，不可避免地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相对立。因为，此时的资本活动、私有财产都失去了其应有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及规定性。其次，从资本和劳动关系来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立，标志着资本对劳动统治的完成，同时也标志着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根本性转变：原本，资本作为劳动的产品(积蓄)、劳动的条件是为劳动服务的；现在，二者关系发生了翻转，资本获得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因而资本不仅在生产领域独占主导地位，而且在社会分配领域依然君临天下。由此，条件、构件变为主体、主导，服务变成统治，仆人成为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