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弹词发展到乾隆至道光时期，已趋于极盛，弹词的编创、刊行犹如雨后春笋，弹词的说唱、接受也是如火如荼①。《绣像金瓶梅传》就是在这一时期刊行的。这部弹词封面正中题“绣像金瓶梅”，右上侧题“雅调秘本南词”，左下侧题“漱芳轩梓”，上端题“道光壬午镌”，正文之前有序，署“嘉庆二十五年岁次庚辰嘉平月书于吴趋客邸，废闲主人识并书”。全书共十五卷一百回，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日本学者鸟居久晴早在1956年即撰文《关于〈绣像金瓶梅〉——〈金瓶梅〉版本考补》②，对该南词的版本概貌及其与《第一奇书金瓶梅》的关系等予以简要述考。国内学者方铭编《金瓶梅资料汇录》、胡文彬编《金瓶梅书录》、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等，也曾著录该南词的基本信息。近年来，陈维昭撰《南词〈绣像金瓶梅传〉考论》③，指出该南词作者可能是“废闲主人”马永清，它在表演上以多人角色扮演为特征，呈现出由说唱向戏曲艺术表演趋近的鲜明倾向。胡衍南撰《“后”世情小说？——析南词〈绣像金瓶梅传〉对原著小说的接受》，则较详细地考察了该南词的文本形式，指出它对小说《金瓶梅》的改编有意弱化了小说世情展演意图，凸显了原著风情故事桥段，这种特征可以作为此时期世情小说生产趋势的另类参考④。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这样几个问题，即该南词的文本性质如何？是否书场弹词的记录、整理本，抑或为艺人演出所作的脚本？《绣像金瓶梅传》是如何改编小说的，其编创特点如何？《绣像金瓶梅传》的价值何在？ 一 南词《绣像金瓶梅传》的作者与文本性质 如果根据南词《绣像金瓶梅传》序文的题署，或可推测其作者为“废闲主人”；加上这位“废闲主人”还曾为《绣像福寿大红袍》《绣像说唱麒麟豹全传》《绣像十五贯》等弹词唱本作序，并且这些唱本之序又大同小异，这很可能是“废闲主人”为图方便而一序多用；另外，《绣像福寿大红袍》的体例与南词《绣像金瓶梅传》基本一致，两书中每回之前又都有开篇“唐诗唱句”，其中不少开篇内容几无差忒。因此，说“废闲主人”是清代嘉道年间比较著名的弹词作者，曾编写了包括《绣像金瓶梅传》在内的多部弹词作品，可谓言之有据。 可是，细加推考，上述看法又未必妥当。先说“一序多用”问题。弹词《十五贯》《麒麟豹》《福寿大红袍》，实际上还有《文武香球》《落金扇》等，其卷首序皆如出一辙。《福寿大红袍》之序作于道光辛巳(1821)，序中谓“忆自少而及壮……年来家运坎坷，近更无聊”，这明显是中老年人回忆往事的口吻，说明废闲主人此时至少已年近四十。及至同治丁卯(1867)，他为《十五贯》作序，又历四十六年，则已年近九十矣。从时间跨度看，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文武香球》序署“同治二年荷月，申江逸史书于杏雨山庄之醉月楼畔，二酉室主人识”。这个“申江逸史”“二酉室主人”与“废闲主人”(鸳湖逸史⑤)，是否为同一人？“杏雨山庄”与《福寿大红袍》《麒麟豹》《十五贯》序中所说的“红雨山庄”，以及“醉月楼”与《麒麟豹》《十五贯》序中所说的“玩月楼”“邀月楼”，是否为同一地方？均无从得知。《落金扇》序署“同治癸酉书于飞春阁中，吹竽先生识”。这个“吹竽先生”与“废闲主人”又是什么关系？这也颇费猜度。《绣像金瓶梅传》卷首序也署名“废闲主人识并书”，不过这篇序完全抄自《第一奇书金瓶梅》卷首谢颐之序。那么，《福寿大红袍》等署名“废闲主人”之序，是否也为废闲主人抄袭他人之作呢？李家瑞先生曾指出：“弹词本子的刊刻，都是书贾投机来做的，所以非常的凌乱。有同是一篇序，而冠在几部不同的弹词上的……谁真谁伪，殊难断定；孰先孰后，亦无从知晓。”因此，仅据“一序多用”判定《绣像金瓶梅传》等南词作品的作者，未免不太可靠。 至于说《绣像福寿大红袍》的体例与南词《绣像金瓶梅传》基本一样，并且两书中有近四十回的弹词开篇即“唐诗唱句”是雷同的，这也不足为据。因为当时坊本南词的体例几乎千篇一律，并非仅有《绣像福寿大红袍》与《绣像金瓶梅传》的体例一致。而作为弹词开篇的“唐诗唱句”，有一些因脍炙人口，故而在说唱领域经常被辗转袭用于不同的弹词本子中。例如，《绣像金瓶梅传》卷三至卷五之第二十一回至第三十二回的“唐诗唱句”《占魁》《雪塘》，就同样出现于嘉庆本《芭蕉扇弹词》卷二六及卷二七卷首，可是我们却不能据此认为这两部作品出于一人之手。实际上，《绣像福寿大红袍》卷首序已明说“此书向有古本”，全书结尾也坦承“向来古本今翻刻，字字真言句句真”，可见这本弹词充其量是“废闲主人”的翻刻本。如果放宽视野，还可发现翻刻他人之书，盗用他人之序，乃是“废闲主人”的惯用伎俩。如他曾在道光三年将明叶昆池刊玉茗堂批点本《南北宋志传》的北宋部分析出，易名为《北宋金枪全传》，并将玉茗堂批点本“织里畸人”之序攘为己有，还将“织里畸人校阅”也改为“废闲主人校阅”。 《绣像金瓶梅传》很可能也是翻刻本，因为早在道光本出现之前，《金瓶梅》弹词已经问世。阿英先生曾发现两个乾隆年间的弹词唱本，一是《富贵图》(残存最后一卷)，说唱《金瓶梅》人物故事⑥；一是《金瓶梅传弹词》(实际名为《绣像金瓶梅传》)，该唱本卷三至卷五之第二十一回至第三十二回的开篇是《占魁》《雪塘》，阿英将其内容辑出，并撰《〈占花魁弹词〉钩沉》一文(《小说三谈》，第103-113页)。笔者发现道光本《绣像金瓶梅传》卷三至卷五之第二十一回至第三十二回的开篇，恰好也是《占魁》《雪塘》，并且其内容与阿英所说乾隆本中的《占魁》《雪塘》所叙完全一致。笔者又将乾隆本卷六至卷七之第三十六回至第四十九回与道光本的相应卷回进行比对，发现两者从卷回、版式到内容文字一模一样。请看下图：
《绣像金瓶梅传》(“乾隆本”)
《绣像金瓶梅传》(“道光本”) 这应该不是奇妙的巧合。遗憾的是，阿英所藏《绣像金瓶梅传》，现仅存二十回，即第二十九至四十九回。当年，阿英撰《〈占花魁弹词〉钩沉》时，并未说此书为残本，其所抄也是自第二十一至三十二回的“唐诗唱句”，不知此书后来为何大半遗失。即便如此，有一点似可肯定，即阿英看到的《绣像金瓶梅传》当不会是道光刊本，因为道光刊本已标出刊刻时间为道光壬午，其卷首序也标出作于嘉庆二十五年，他不可能视而不见。他之所以明确地说其所藏《绣像金瓶梅传》为乾隆本，定有所据。如此，则道光本极可能只是乾隆本的翻刻本；而废闲主人也不可能是道光本的作者，而只是一个翻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