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20)01-0005-012 人性问题是道德哲学的基础性问题之一。正因为它基础，所以备受关注；正因为关注者多，所以出现“各美其美”的排他性而呈学术异彩。人性问题，在中国古代思想视阈中，主要表现为“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性善”与“性恶”之争；在西方主要表现为感性主义人性论与理性主义人性论之争[1]；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则表现为人的本性是社会性还是动物性的讨论。关于人性与道德的关系，学者们曾在关于人的异化、人道主义等问题讨论中有过提及，认为人道主义是实现人性与道德相统一的最佳途径。曾钊新先生曾提出“人性是道德的第二土壤”的观点，主张“人性统帅道德，道德服从人性”[2](157)。这些问题虽已提出并有过讨论，但还有进一步展开与深入的必要，因为人性与道德的关系不但关乎道德哲学的前提，更是伦理学大厦的第一基石。无论人性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如何复杂，如下问题是最基本的：什么是人性？为何人性总是以善恶来区分？人性是如何决定道德的？基于真实人性的道德学(区别于传统的伦理学和道德哲学)在现代社会有何特别的意义？姑且依次述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人性是什么”与“人性应当是什么” 关于什么是人性，任何单一化的理解都是片面的。所谓片面就是认为人性只有一种属性，或者把人的本质属性等同于人性，而人性本身恰恰是丰富的、生动的、复杂的，任何简单化的处理都无益于对人性的科学把握，中外思想史上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就说明了这一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说明人性原本上是差不多的，但由于后天的学习努力程度的不同才有了差距。孔子虽然没有讲人性善恶问题，但认识到了人性的共通性和可改变性。孟子与告子对此有过争论。告子的观点是“生之为性”，认为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就是人性，人性无善而无不善，并且规定为“食”与“色”，即“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对此不满并反驳说：“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可见孟子主张人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而不是人的自然本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人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一般人都把善良本性丢掉了，而只有君子才保存下来，性本善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荀子反对孟子的性本善观点，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观点，就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因为人带有天生的自然资质与生理欲望之类的“本始材朴”，只有通过后天的“化性起伪”才可以从善。世硕(生卒年不详)著《世子》，主张人性有善有恶，“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3](8)。两汉之后，人性问题还出现了“性三品说”“人性善恶混论”“性善情恶论”“性即理，未有不善”等理论，演化为“性”与“情”、“理”与“欲”、“性”与“习”等问题的讨论。可见，在中国思想史上对于人性的理解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基本上基于两极思维(或二元思维)，不是动物性就是社会性，不是情就是理，不是善就是恶；二是把“人性本身是什么”与“人性应该是什么”混为一谈，如人性是自然性还是社会本性与人性善恶不是同一个问题，后者是道德价值评价的产物，把“实然”的人性等同于“应然”的人性。 无独有偶，西方思想家对于人性的致思方法也是“两极思维”。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西方思想家基本是围绕人性是感性还是理性展开的，感性主义人性论与理性主义人性论之争，其共同点是认为人性中存在肉体与灵魂、感性与理性两种因素，只是在何者为主导性因素、谁引导谁的问题上存在根本对立[1]。感性主义人性论认为，人在其本性上是一个感性的、动物性存在，趋乐避苦、自我保护、自私利己是人与其他动物所具有的共同本性，人性就是人的动物性，所以人应该遵循感性的引导，并以感性快乐作为善恶评价的标准和伦理学的出发点。在古希腊，普罗泰戈拉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人的身体的感受性对判断事物存在与否的重要性和根本性。苏格拉底关于“善”的理解也是包含了功利性的“快乐”，但没有具体说明，只有昔勒尼学派将快乐或痛苦感受视为唯一的对象，是人的唯一存在性，“作为人生目的的快乐总是个人的特殊的快乐，它是由其自身理由而被人追求的”[4](582)。洛克从自然主义感觉论出发，认为事物之所以有善恶之分，是因为人有苦乐的感觉，善就是能引起或增加快乐的东西，而恶就是能产生痛苦或减少快乐的东西。沙夫慈伯利认为道德来源于人的情感，人的行为的善恶性质无非是驱动行为的情感的不同所致。哈奇逊认为人的道德感本身就是人的天然本性，道德善恶是情感问题，与理性无关。巴特勒是第一个对人性系统结构进行分析的人。他认为人性是一个复杂性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与动物共有的自然情感，如感觉、情欲、嗜欲等；第二层次是人与动物的差异性，如自爱、仁爱；第三层次是良心和反省，其作用是保证人的行为合乎人性。巴特勒的人性论强调了人性的完整性，不能“取其一而舍其余”，同时强调人性层次的有机性由低级本性受高级本性制约的“内在法则”支配[5](225-227)。近代伦理学以人性为基础来研究道德的，应该首推休谟。他从正面论证道德的源泉不是理性而是情感，因为情感是第一性的存在，而理性只是副本的观念，是第二性的存在；要辨别一个道德事实，“不是一个思辨的命题或断言，而是一种灵敏的感受或情感”[6](107)；决定道德善恶的情感，既不是自爱的利己心，也不是仁爱的利他心，而是人的同情心；“人性中任何性质在它的本身和它的结果两方面都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同情别人的那种倾向”[7](352)。此后的功利主义伦理学、生物进化论伦理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伦理思想等，都主张人的生物本性对于道德的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