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以实行外籍税务司制度为标识的中国近代新式海关自清咸丰四年(1854)在上海创立以来，规模不断扩大，遍布全国各通商口岸。晚清时期，新式海关承担了业务内外的诸多职能，组织架构颇为庞大复杂。纵向上，可分为中央机构总税务司署和地方机构各口海关税务司署两个部分；横向上，则可分为负责征税及其相关事宜的征税系统，负责海务、港务的船钞系统，负责同文馆管理事宜的教育系统和负责邮政事务的邮政系统等四大系统。故此，晚清海关的组织架构纵横交错，相互联结，形成一张庞大的组织网络，网络的中心则是总税务司署。整个海关系统实施垂直的统一管理，而以总税务司署为统辖各口海关、调度四大系统运作的最高领导机构。 民国以降，新式海关的组织网络有所更张。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于京师大学堂，就此结束了海关与京师同文馆的关系，海关的教育系统随之撤销；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邮传部接管邮政官局，海关不再兼办大清邮政，邮政系统也随之撤销。是故，民国前期，海关组织网络的横向系统仅剩征税系统和海事系统(即原先的船钞系统)，外加安格联于1912年建立的工程系统。民国后期则仅保留征税和海事两个系统。但民国时期，其纵向结构依然如故，总税务司署和总税务司的核心地位，以及维持组织运作的垂直统一领导管理体制没有变化。 与一般的海关不同，中国近代新式海关先后承担了业务内外的诸多职能。除遵照一系列中外条约的相关规定以及海关制定的规章开展监管、查私、征税和统计等四项本体业务外，新式海关还曾挟其优势，涉及名目繁多的本职外活动，如兼管常关和厘金，兼办大清邮政、商标、海(港)务(包括检疫、引水、浚浦、灯塔、航标)、气象观测、新式教育、内债外债，筹办世博会参展事宜，参与外交活动、财政金融改革、新式海军创办，开展地方政治、经济、社会人口、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多种调查，等等，由此在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均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 是故，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极其特殊的组织，中国近代海关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更引人瞩目的是，中国近代海关在其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运行中，曾留下数量颇巨、涉及范围颇广的各种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不仅为研究海关历史提供了最为基本的，也最为重要的原始资料，而且也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是一座弥足珍贵的史料宝库。 因此，近代海关研究犹如一片极其开阔的田野，具有广阔的可供开垦耕耘的空间。自1980年陈诗启先生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上发表《中国半殖民地海关的创设及其巩固过程1840-1875》一文，揭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新的一页以来，相继加入这个研究群体的人员不断增加，形成一支专业人员与业余人员有机结合的研究队伍，先后成立了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1985年)、上海海关学院中国近现代海关史工作室(2014年)、湖北大学江汉关研究中心(2015年)和复旦大学海关史与海关文献国际研究中心(2016年)等专门研究机构，举办了10余场专题学术研讨会，问世了数十部专著(包括译著、论文集)，千余篇论文，和数十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纵观近40年来先后问世的论著，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如若以世纪更迭为界，在相关研究开展的前期，即上个世纪的20年中，大多数领域均已被涉及，但考察的详略和关注的多寡各异。进入21世纪，即海关史研究的后期，不仅前期涉及的许多领域被进一步扩展，新的领域也在不断被开拓。与此同时，随着研究领域的逐渐拓展，研究对象的各个细部不断清晰，问题意识不断衍生，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在此期间，已经有部分学者对各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做了总结、评述，提出了许多颇具价值的思考和建议。①本文则力图另辟蹊径，从全球化和地方化两种视野出发，检讨已有研究中的两种取向，以及探究可能的发展前景。 二、全球视野：全球化浪潮中的海关 海关是国家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构，是国家政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随外贸而兴，与国家对外经贸关系密切相关。在我国，海关古已有之，历史悠久。近代新式海关的出现，则是鸦片战争后中外经贸关系变迁，中外贸易管理体制演化的产物。外籍税务司管理制度的建构，则使得近代海关成为由近代在华列强掌控行政管理权的一个特殊机构。来自20多个国家的外籍关员(时称洋员)构成的管理队伍，又使它成为一个“国际官厅”。是故，一般而言，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学者，或多或少都会涉及近代新式海关；而研究近代新式海关的学者，也自然而然地会联系到近代中外关系这一大的时代背景。 就外国学者观之，学界久已熟知的著名汉学家，曾在晚清新式海关担任高级职务的马士，就是以中国近代海关的演进为其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核心线索。按他自己的话说，即“我在着手写这部书的时候，我的最初的念头就是想使赫德爵士和他所组织的那个伟大的中国海关成为全书的核心，并且就拿他们作为线索来编写中国的对外关系的历史”。②另一已故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早期名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在探究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条约制度的建构历程时，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第一个近代海关——上海新式海关的产生，并在结论中讨论了近代海关在近代中外关系中的作用与影响。③而作为国外研究中国近代海关的开拓者，同样曾经在晚清海关担任高级职务的魏尔特，不仅在其精心整理的七卷本《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献汇编》④中，而且在其名著《赫德与中国海关》⑤中，都是将海关的历史放置在近代中外关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的。 在国内，已故经济史大家汪敬虞先生就曾经将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近代中外关系相勾连，问世了《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⑥这一大作。该书以赫德凭借中国近代海关为其大本营从事的各种活动为叙事线索，详细探讨了近代中西关系的方方面面。作为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陈诗启先生也将其研究视野投放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外关系，尤其是中英关系背景上。正如他在汇集自己潜心20余年的研究结晶完成的里程碑著作《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的序言里所明言的：“外籍税务司管理制度的中国海关，是在西方资本主义阔步前进，特别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全球建立大英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因此，“海关被建成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石，这就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维护和发展了列强特别是英国在华的经济利益”。⑦笔者在同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一书中，也是在西人东渐，近代中西关系演化的视野下，从纵的和横的两个角度，探究近代海关的演进及其与中国财政的错综复杂的关系。⑧上述可见，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尽管由于史观的差异，对中国近代海关的评价有所不同，但就研究的取向而言，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一开始就被放置在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寻求向东方扩展世界市场而掀起的全球化浪潮中，中西关系幡然改观的背景下。不过，这一全球视野大都聚焦于中外政治和经济关系。尤其是在国内，更是聚焦于帝国主义列强资本势力东渐的叙事框架里。全球视野聚焦于政治和经济方面有利于揭示和认知中国近代海关历史的某些面向，但也因此忽视了其他一些面相。因此，随着海关史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问题的深化，全球视野的更多视角逐渐引起研究者的瞩目，尤其是文化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