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在许多国家的经验研究中已得到支持。但创业研究中的大量文献集中于探讨创业形成与新创企业成长，比如机会鉴别、机会启动与利用、团队建设、融资等，而相对较少关注创业退出。[1-3]正如Estrin等所言，[4]创业成长过程不仅仅包括创业者的抱负，即创建企业并促使其成长，还包括创业者退出经营领域的动机。新创企业的退出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很普遍，创建后能够生存超过5年的企业不到一半，生存时间超过10年的则不到1/3。[5]这种创业退出现象不论在时间维度上还是在不同的国家都有相似结论，并且产业经济学、人口生态学等的研究结果也都类似。[3] 新创企业的退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管理现象，涉及不同的退出模式，比如创业失败、多元化选择、管理层接管与有计划的退出战略等。至于为何出现创业退出行为，经济学、社会学、组织学与创业学等都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讨与经验分析。[1]比如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在不同发展时期将面临不同的挑战和机遇，需要通过转型来适应当前环境变化，但创始人的技能却无法再满足当前企业规模和发展的需求，所以选择了退出策略。[6]Wennberg提出了一个相对具有概括意义的模型，认为创业退出的根源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环境因素，如宏观经济条件、产业结构与竞争性、文化与规范等制度；企业因素，如企业成长潜力、财务业绩、合作伙伴、员工状况等；企业家层面，如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包括产业经验、教育与前期创业经验)、人口特征(年龄、社会网络、家庭状况)、动机与期望(如外部就业机会、持股比率)。[7] 总体而言，由于创业退出过程的复杂性，目前大多学者对创业退出现象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对退出方式的选择、退出的前提与结果等都还不清楚。本文认为创业过程具有情境依赖性，且转型经济情境中的创业者与制度环境间的密切互动明显，因此从制度环境视角分析创业者的创业退出动机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拟探讨的核心问题，一是制度环境的不同维度将对新创企业创业者的退出动机产生何种差异化的影响，二是制度环境影响创业退出动机的中介机制是什么。 本研究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主要是：第一，将创业退出现象纳入创业成长过程。相对而言，大多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创业动机与行为决策是如何形成的，或者创业的效率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则认为创业退出的动机与行为是创业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至关重要的经营环节之一。深入分析创业退出的动机与行为将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创业成长的研究成果。第二，与那种强调创业者自身的内在机制才能推动创业的理论观点有所不同，本文试图从创业者所处的制度环境出发探讨其退出经营的动因，进一步揭示创业者与制度环境的互动机制，丰富了创业理论的研究成果。第三，前期不少研究将制度环境单一化，本文则认为不同维度的制度环境将对创业退出产生差异化影响效应。基于Williamson的制度层级理论，[8]本文将制度环境细分为腐败交易、产权空隙与政府管制三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它们如何影响创业者的退出动机，为客观揭示制度环境的差异化如何影响创业过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第四，前期的一些学者试图在理论上从制度环境角度分析创业退出现象，但对其作用机制并没有深入分析，本文将关系网络效应视为制度环境与创业退出动机的传导机制，并以中国数据论证了不同的网络关系在创业者退出动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丰富了有关创业退出的研究成果。第五，创业退出显著影响到工作岗位的创建与就业问题，有效地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业者对经济发展的信心，是衡量经济活跃程度的晴雨表。所以探讨创业退出具有很现实的实践指导价值。 一、相关文献与理论假设 1.制度环境与创业退出 制度是人类设计的用以约束或促进交易的政治、社会或经济的各种规则。在North看来，制度不仅包括那些可指导个体、组织进行选择的经济激励体系的相关法律与规定，即正式制度，还包括了一些非正式制度，即影响正式制度实际运作的社会安排与规范。[9]Baumol同样将创业的制度环境界定为作用于创业活动的正式的及非正式的规则，他认为制度构建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选择创业还是其他职业的激励机制，也决定了其可能选择的创业类型，所以将其应用于创业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10]Williamson提出了一个四维度的制度观，[8]认为制度环境应该包括以下四个维度：第一维度指内嵌于各种习俗、传统和社会文化的非正式制度，他认为这些非正式制度深入地根植于人类活动中并且变化最慢，Baumol等将其应用于创业领域，[10]认为在这一维度可能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是个人、法律和行政层面清廉性，其中腐败是一个重要的(消极)指标。第二维度是指各种诸如宪政、法律和产权等正式的制度环境，在这一维度中，Williamson强调了产权的重要性，并将产权与正式制度下的管制环境组合在一起。[8]第三维度是指针对各种具体交易形成的治理制度，他尤其强调了私人治理。第四维度是指在上述三个维度下的资源配置制度。需要注意的是，前面三个维度都可以决定第四个维度。即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资源的配置，比如是否选择或是否持续创业等。 制度对企业的影响是长期性的，尤其对新创企业影响作用可能更为显著，因为这些企业没有内部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对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的依赖更大，许多有价值行为的激励都取决于制度质量。[9]制度对创业者的战略选择具有很大程度的影响，实际上创业者战略决策反映的正是制度环境中所蕴藏的机会或局限。[11]虽然制度理论多用于分析企业的创建过程或绩效与竞争力的形成，但也有个别学者强调了它对创业退出的影响。[7]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已经放松了对创业退出的范围，认为创业退出并不一定是“失败”，创业者会基于各种原因，选择不同的方式退出创业过程，[1]但这些研究都更偏向于实际创业退出行为的研究，而很少从动机角度分析创业者退出。事实上，创业退出动机并不等同于实际的创业退出，创业退出动机是创业者的一种内在意愿，产生创业动机并不一定导致创业退出。已有研究指出，企业绩效和财务压力等因素会导致创业者产生退出创业的动机，[12]但创业者也可能因为后续努力挽回业绩而并没有实际退出。Detienne等首次检验了创业者个体经历对创业退出动机的影响，[2]但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无论是个体自身因素(如技术、能力等)，还是外部情境(如环境等)都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动机，目前看，基于不同的制度维度去分析创业退出动机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因此，研究制度环境对创业者的退出动机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创业者的退出意愿作为创业者的心理感受是其对制度环境的最直观反映，因而更能了解制度环境对创业过程的影响作用；第二，创业者的退出意愿不代表创业者的真实退出情况，使本研究更具实践指导意义，如通过完善制度环境等遏制创业退出行为；第三，Kim等通过Meta-analysis发现，动机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可以预测行为，[13]如当创业者希望通过传承形式退出创业时，可能会增加研发等具有长期导向的生产性；而当创业者通过近期关闭企业的形式退出创业时，则可能引致企业违规、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因此，对创业动机的研究可以通过预测企业行为进一步规范企业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