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明确地在思想史上确立了批判性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域”。①但是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内涵却并未确定下来，“意识形态”一直作为一个争议的范畴而存在，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各个时代意识形态理论家们无法回避的主题。在借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思想的基础上，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与反思。可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为意识形态理论的探讨与研究无形中提供了经典而充分的个案素材。英国思想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反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意识形态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独具自身理论特色的探索，②认为“意识形态与历史，或者意识形态与文本的图式关系，存在着许多循环的变量、许多不同的模式以及许多不确定因素”。③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重释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特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从带有否定意味的“虚假性”出发来界定意识形态的内涵。在反映论的视域中，意识形态不是从人们存在的社会现实出发，从人们所处的现实生产方式与社会历史条件中去追寻意识形态的发端，反倒认为人的意识、宗教与抽象的原则是人类世界的决定者，存在方式上反转了意识形态与现实世界的秩序，成为一种具有欺骗性、反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 “虚假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意识形态是一种“幻象”。在康德那里，“灵魂、宇宙全体与上帝”等形而上学的对象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关于它们的理念就是“幻象”，以此与感性的对象即“实体”相对立。而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这种理念经过概念的演绎成为独立存在的“实体”。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这一基本原则，从绝对精神或“理念”出发，在人们的头脑中建构起现实世界合理性的形而上学体系，以此来关照社会现实。这种观点在认识论上颠倒了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违背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只能是一种虚假的认识。 第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源于“颠倒”的社会现实，仍然是对社会现实异化的一种反映。著名的“倒立成像”之喻形象地说明，这种社会异化现象反倒成为一种“社会事实”，从而扭曲了社会现实的真相，正是社会现实的异化性表征出意识形态虚假的特征。 第三，意识形态功能的虚空化。作为一种“幻象”与颠倒现实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功能注定不是真实的，而是一种想象的功能，是政治权力的认识幻想，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可以看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还是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依旧坚持虚假与真实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但由于忽视社会存在的本源性而将自身绝对独立化，颠倒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导致其具有虚假性的根本属性，是相对于科学知识的思想体系。 作为后来理解意识形态范畴的主要理论起点，虚假性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对后人研究意识形态理论也会产生新的启发。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重要的线索……注重于讨论认识真假的观念和认识论传统……另一条则是关注观念的社会功能胜于关注观念的真实性的社会学传统。”④他从这两条线索出发，重新释读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内涵。 第一，在意识形态的“幻象”背后寻找真实性，以显露社会的真实性为最终目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的生产与物质生产结构之间具有对应性，这种对应性除了反映颠倒的社会现实之外，也在表征社会个体的真实经验，更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意识形态乃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与积极的物质力量，而不是一种不真实的幻象”。⑤这种真实的观念与社会条件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存在论上是真实的，它真实地存在于社会的现实结构之中，并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方式产生实际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整体物质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要素。 因此，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认识论的产物，在现实中更是社会结构的客观产物，应该是一种维护社会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特殊的政治性实践活动。如此一来，伊格尔顿就将“意识形态”从认识论转移至存在论领域，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与现实性。 第二，面对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复杂关系，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⑥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不是反映关系，而是一种想象关系。伊格尔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对现实社会现实异化的一种反映，更是对自身与社会现实关系的一种想象与体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形式反映的不是现实社会的异化状态，而是对社会现实异化的一种社会个体的体验关系，即个体与现实社会条件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不是认识论源于颠倒的社会现实，而应当是对个体与社会异化现象关系的误识，意识形态“反映了屈从于社会条件个体的经验性关系”。⑦因此，在伊格尔顿的研究语境中，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不是因为其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异化，而是表征了人们与异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不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关系，而应当是一种实践活动中的经验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