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一、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 对现代性的讨论仿佛硝烟弥漫的理论战场，英雄辈出，不仅哈贝马斯、詹姆逊、卢曼、吉登斯、查尔斯·泰勒、鲍曼、伯曼等当代思想家各领风骚，而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人也被追认为现代性理论大师。然而，现代性话语之意义远非自明。奥斯卡·拉封丹(Oskar Lafontaine)认为，为全球市场约束穿上“现代性”或“现代化”外衣，不过是要求我们对其心悦诚服，而一旦接受了这一话语，“我们如何一起生活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已经完全变成一个非现代的问题，而且根本不再提出这个问题。”(转引自王逢振主编，第9页)似乎“现代性”概念不过是一块现实的遮羞布，不敢触碰真正的现实——资本主义，那我们就来谈现代性吧！不敢谈论社会主义，让我们谈论另一种现代性吧！ 事情果真如此？其实现代性理论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战场，虽不乏为现状辩护的保守理论家，但也不乏尖锐的社会批判者和乌托邦思想家。从根本上说，现代性是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解体后必然出现的问题。我们的文化、文明、社会、集体和自我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我们是“别无选择”，还是去想象另一种文明、另一种全球化，诸如此类问题，虽难已有确切的答案，但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参见科拉科夫斯基，第5页)作为时代的自我意识，现代性始终且将会处于被“无穷拷问”之中。 詹姆逊认为，把握现代性有四个准则，其中(1)“断代不可避免”；(2)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种叙事类型。(参见王逢振主编，第74页)其实，这两个准则是相互关联的。断代需要一定的叙事类型作为参照，叙事也依赖于一定的时间坐标。现代性起于何时，关键在于我们视其为何物。“现代性可以回溯到多远，这确实依赖于我们所相信的构成这个概念的含义。如果它是指大企业、合理的计划、福利国家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官僚化，那么，现代性的范围就会以十年为尺度来衡量，而不是以世纪。”(科拉科夫斯基，第7页)如果认为现代性的基础存在于科学之中，那么它就起源于17世纪前半期。如果认为现代科学的至关重要条件是从神启走向世俗理性，那么“人文科学从中世纪大学的神学中独立出来的斗争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同上)。 实际上，现代性还可追溯得更远。黑格尔就把苏格拉底思想视为现代性的源头。苏格拉底不仅恪守“认识你自己”的神谕，还声明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此意义上，我们早就现代了。黑格尔认为，康德思想是现代性的标准解释，而苏格拉底与康德思想是一致的：“苏格拉底以前的雅典人，是伦理的人，而不是道德的人；……伦理是朴素的，与反思相结合的伦理才是道德；这个差别通过康德哲学才明确起来，康德哲学是道德哲学。”(黑格尔，第42-43页)他认为，过去1500年的历史是苏格拉底揭示的主体性原则的成长和实现过程。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离开故事主角，就无法叙述故事的过程。 其实，现代性问题的关键不是其历史起源，而是其历史效果。“现代性文明最初在西方产生时，从刚一开始，就受到内在悖论和矛盾的困扰，这些批评话语集中于它的前提之间以及这些前提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紧张和冲突。”(艾森斯塔特，第23页)不同的现代性话语可视为对其内在悖论和张力的诊断。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提出，无论是知识还是伦理，现代性的合法性都依赖于某种元叙事。然而，无论是科学依赖的理性元叙事，还是伦理依赖的启蒙元叙事，都已经过时，在此意义上，现代性已经终结。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的崩解和分解为若干异质的微叙事并非坏事，相反，差异、多样性、矛盾和冲突等正是人类自由的根本条件。 针对利奥塔的现代性终结论，哈贝马斯针锋相对地提出另一命题：“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计划”。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个有着合理性和解放潜能的计划：“18世纪由启蒙哲学家所系统阐述的现代性计划包含在他们努力按照它们的内在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和自律的艺术之中。同时，这项计划也意在把上述领域中的合理潜能从其深奥难懂的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想利用这些专门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合理地组织日常社会生活。”(Habermas，1997，p.45)他承认，理性工具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不仅阻碍了现代性中蕴含的生产合理化潜能的发挥，也扭曲了它的交往合理化潜能。我们的世界充斥着经济危机、剥削、异化、无意义和生态破坏等病态现象，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对之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把小孩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意图与其现实后果之间存在着矛盾，迄今为止的制度和实践并没有穷尽现代性的合理潜能。我们今天面临的困局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与福利国家的权力之间的对立。现代性方案唯有通过内在批判在更高的反思层面继续：“这里的指导思想，是在驯服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以某种方式对其进行社会的和生态的‘改造’的同时，对行政权力的干预进行控制。”(哈贝马斯，第507页)这样，哈贝马斯就对现代性处境和今后出路做出了自己的诊断。 吉登斯以另一种方式拷问现代性。他认为，“我们不是在进入一个后现代性的时期，而是在进入一个现代性的后果正变得比以往更加激进化、更加普遍化的时期”(Giddens，1990，p.3)，一个“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或“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时期。与工业化时代不同，晚期现代性既充满风险，也蕴含着新的机遇。今天，人类生活脱离了以往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进入到一个更多地由个人选择和反思造就的不确定状态，为此他主张以“生活政治”取代“解放政治”，因为“解放政治关系到源于后传统情境中的自我实现过程中的政治问题；在后传统情境中，全球化趋势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自反性规划，而自我实现的过程反过来又影响全球化策略。”(Giddens，1991，p.214)在此意义上，现代性的继续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改变。乌尔里希·贝克也认为，现代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工业社会只是现代性的一种形式。以工业社会为题创造了消费社会和大众民主，然而今天它们日益暴露出强制性并在加速崩溃，(参见贝克、吉登斯、拉什，第31页)现在到了需要探索现代化的新道路的时候了。贝克认为，现代性经过了两次重大转变，“如果说简单(或正统)现代化归根到底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那么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贝克、吉登斯、拉什，第5页)就此而言，现代性的每一种形态都有双重性，既使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脱域，也提供了新的融合和再嵌入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