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我们把阐释和理解活动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标举出来，依然需要进一步追问：除了学术意义，理解或阐释是否还有未曾被道说的深刻意味或意义指向？由于海德格尔的努力，解释学从一种有助于理解的“技艺学”上升为“一般解释学”或“基本解释学”。(参见伽达默尔，1999年，第341页；利科尔，第42页)这一本体论跃升固然与海德格尔个人的卓越才华有关，但是否更有可能得益于生活处境变迁的决定性推动呢？倘若理解或阐释的生成动因与人类生活处境的时代变迁有着不可割断的牵涉，那么我们能够游离于这一时代动因的作用而谈论阐释和理解活动的必要性吗？这一提问旨在挑明：经过现代生活洗礼，理解或阐释活动的存在性质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理解或阐释已然不仅仅属于认识或观念层面的活动，而是与人的现实生存筹划本质攸关的必然性活动；在现代生活境遇中，理解或阐释活动乃是人之为人的内在建制之一，有着支撑并确证人的现实存在的重要性。基于此，我们力图在现代生活处境中审视理解或阐释问题，发掘理解或阐释活动的现代生活动因，通过揭示阐释何以可能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动力，展示理解或阐释活动在认识和把握现代生活中富有内容地开展和深入的实际可能性。 一、阐释：反映现代世界自我理解的客观要求 现代世界自始就出现了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证的要求，且一直保持着实现这种要求的强劲动力。这一有别于以往时代的独特性，抑或是现代生活危机之所迫。问题的这种提法，无疑有着指向现代世界之根本的意蕴，而且合乎逻辑地相关于现代世界的时代精神和运行原则。主体性原则毫无疑问塑造并引领了现代世界的时代精神。在哈贝马斯看来，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是贯彻主体性原则的主要历史事件，现代世界的“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哈贝马斯，第21-22页)。在现代生活的实际进程中，处于历史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是主体性原则的践行者和守望者，在实践中把主体性原则发挥到了极致。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高度评价并认同《共产党宣言》的分析思路，富有启发地指证了资产阶级倡导“积极生活”或“积极行动”的理念，以及永不停息地追求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理想，并概述了资产阶级所做的历史性贡献：(1)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2)解放了“人类发展的能力和冲动”问题，亦即永恒的变化和更新。(参见伯曼，第118、121页)不消说，这两点正是主体性原则的实际运用和发挥。我们在此引进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之说，借以剖析主体性原则的现实开展及其实际效应。 韦伯认为，欧洲宗教改革的所有新教教派都传播一条核心教理，即“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韦伯，第59页)新教教派规制了教徒的“天职”，就是在尘世生活中诚实守信、勤奋工作、积极进取，如此才能死后升入天堂，永享幸福。诸如此类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无疑受惠于主体性原则的激励和引导，并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感召力，催生了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事业的“社会精神气质”。依韦伯之见，“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同上，第15页)这就是说，新教伦理培育了一种社会精神气质，构建了“资本主义精神”，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动力。 当然，韦伯更多地从正面论证“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资本主义事业的支撑和促进意义，而没有把资本主义世俗生活中的消极负面问题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存在着疏离资本主义现实的缺陷，以至于学术界以“韦伯假说”来概括其学术发现。20世纪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针对韦伯的研究结论，指明资本主义有着双重的起源：如果说韦伯突出说明了“禁欲苦行主义”一面，那么韦尔纳·桑姆巴特(Werner Sombrt)则阐述了“贪婪攫取性”的另一面。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以工作为天职的品格塑造；后者则代表了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那种浮士德式骚动激情，表现为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追求无限体验的贪欲。这两种“原始冲动”的交织构成了现代理性观念，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经济冲动力”和“文化冲动力”。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由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与文化三个领域组成，分别服从于不同的“轴心原则”，依循不同的“节奏”而发展。可是，“若不把经济发展当作自己的任务，资本主义存在的理由究竟又是什么呢？”(参见贝尔，第27、29、56、128页)然而，一旦文化领域也遵循商品交换法则，“经济冲动力”就在社会生活体系中确立了霸权地位，“文化冲动力”遂逐渐萎靡。文化力量的式微，意味着生活世界日益丧失本不应失去的文化支撑与引领，社会生活进而陷入没有合法辩护的“文化矛盾”之中。 从生活世界的现象实情来看，在“资本主义精神”激励和引导下，资产阶级建构了现代世界，建造了有史以来最为繁华丰裕的物质生活。如此这般的生活处境，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说法，却因社会结构的偏斜和失衡而陷入内在紧张之中。马克思先期揭示的标识“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正是十分贴切的写照：“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5-776页)19世纪这种二律背反式的生存状况，恰是整个现代社会的生活底色或基本处境。这样我们就需要面对并深思一个问题：面对如火如荼展开的现代生活，人们不能回避，也无法率性选择，但把人置于异化状态的生活境遇则是人类生存所不能容忍的，现代生活的正当性无可辩驳地需要审视和建设。现代世界消极负面的生存状况，提示人们要把视线聚焦于引领现代世界、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思想和文化向导的主体性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