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7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15(2019)05-0102-09 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2019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不折不扣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减贫工作效果显著，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减贫方式日益多样，其中电商减贫方式在诸多减贫方式中引起重视。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要求消费扶贫要拓展销售途径，支持贫困地区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在有条件的贫困地区设立电商产业孵化园，培育规模化电商企业，同时还强调打通以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为载体的供应链体系。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再次强调深化电商扶贫频道建设，开展电商扶贫品牌推介活动，推动贫困地区农特产品与知名电商企业对接，合理配置集贸市场、物流集散地、农村电商平台等设施。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助推农村电商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贫困户利用农村电商脱贫致富。据《2019年第1季度中国农村电商市场研究报告》有关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1.37万亿元，2019年第1季度农村网络零售额为4012.9亿元，较上个季度环比增长率为5.3%。物流是发展农村电商和电商减贫的关键，如河北省承德市邮政管理局出台一系列邮政业和快递企业服务农村电商发展的文件，搭建“邮政+快递+电商”模式，推动邮政、快递、农村电商企业协同发展、资源共享；福建省福安市松罗乡通过“电商+物流”模式减贫，助推乡村振兴，在客运站大楼建立农产品电商中心、物流服务中心，整合各类商贸流通资源，设立三级服务网点，完善农产品配送体系，突破农村物流配送瓶颈，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村增收。由此可以看出物流通过打通农产品进城与消费品下乡、促进农村社会发展调节电商减贫效应的大小和方向，带动贫困人口脱贫。 由此，本文基于2007-2017年全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以物流为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模型，采用层级回归方法进行对这一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从三大区域对物流、电商与减贫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二、文献综述 在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电商减贫作为一种新兴减贫方式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研究电商减贫模式、电商减贫作用路径以及电商减贫的影响因素。电商减贫模式主要体现为以平台为主体、以扶持特色农产品和产业为核心、以实现贫困地区可持续脱贫为目标的电商生态系统，如肯尼亚M-Pesa移动支付生态系统(Kendall等，2011)[1]、面向贫困群体的综合服务生态系统(Jha等，2016)[2]、中国淘宝村(Leong等，2016)[3]、中国陇南模式(Li等，2019)[4]等。在农村电商发展良好的地区已形成多种先进电商减贫模式，最具代表性的是沙集模式(汪向东、张才明，2011)[5]、通榆模式(覃伟华，2018)[6]、清河模式(王鹤霏，2018)[7]、武功模式(张夏恒，2017)[8]、淘宝村模式(刁贝娣、陈昆仑，2017；李秋斌，2018)[9][10]。 电商减贫的作用路径方面。汪向东和张才明(2011)[5]认为应高度重视和促进农村电商在减贫中的作用。刘婧娇和董才生(2018)[11]从农村贫困问题症结的视角入手，发现电商扶贫更多的是一种参与式增能，它肯定农村贫困人口的主体性地位。聂凤英和熊雪(2018)[12]则从“点—线—面”来分析“涉农电商”的减贫机理。王盈盈等(2017)[13]以广东省五华县为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方法，发现农村电商的减贫路径为在引发当地的经济形态发生变化的同时重塑地方社会网络关系。还有学者认为电商减贫的主要路径是扶持贫困户进行网上销售、改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基础和强化社会资源的统筹(汪向东、王昕天，2015)[14]。 电商减贫的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外学者认为影响电商减贫的主要因素有基础设施(张夏恒，2018)[15]、人力资本(侯正兴，2018)[16]、产品品牌(颜强，2018)[17]、金融发展(朱晓莉等，2016；冷晨昕、陈前恒，2017)[18][19]、市场条件(郑新煌、孙久文，2016)[20]。其中，基础设施是发展农村电商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主要体现为网络、物流等硬件设施问题。学者们进一步认为物流问题是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也是电商减贫的关键问题，物流发展水平制约着电商减贫效率。Omamo(1998)[21]研究了运输费用与农业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应改善农村道路网络，降低运输成本，以满足粮食需求通过国内生产和推进专业化，进而提高农业收入(Palmer-jones、Sen，2006)[22]。文龙光和潘立军(2011)[23]针对贫困地区由于基础设施的不完备，而导致的电子商务物流配送成本高、时间长、配送体系不完善，提出基于区域客运班车系统的配送解决方案。赵志田等(2014)[24]通过构建一个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识别模型，并对其进行检验，这一模型能够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和效益，增强农产品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各种物流模式，如“县域快速集聚模式”、“县域物流集聚+同城配送模式”、干线生鲜“绿色通道物流”运输模式等能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仓储保险成本以及损耗成本，极大提高扶贫效率(胡文岭等，2017)[25]。华慧婷和赫渊晓(2018)[26]总结目前我国农村物流的主要三种模式，发现第四方物流公司在“最后一公里”配送中具备优势。 通过梳理以上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均认为电子商务对减贫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物流与电商减贫有关。但大部分学者都把农村物流作为影响农村电商和电商减贫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未从调节作用的视角出发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鉴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第一，本文以物流调节变量为研究视角，探讨物流对电商减贫是否存在正向调节作用。第二，本文以我国285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选取2007-2017年面板数据，数据样本量大，得到的结论可信度较高，比较准确地理解物流对电商减贫效应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