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哲学正呈复兴之势的当代，随着应用伦理学的蓬勃发展，作为其重要支脉的政治伦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于政治伦理学与政治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域极其相近甚至部分重叠，所以人们在把握这两门学科时难免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政治伦理学的发展，弄清楚该学科与政治哲学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契合与分野，就显得很有必要。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各自学科的发展，明确各自的学科界限和关注重点，从而共同成就中国建设“政治清明”的事业。 一般而言，政治伦理学是伦理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政治哲学是“政治科学最古老、最基础的部分”①，是哲学的一个分支。②政治伦理学“是指一种把道德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伦理学理论”。③政治哲学则是以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力图对此作出深层、理性和道德论证的哲学理论。④一方面，政治伦理学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共同体(主要是指国家，亦包括社会诸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生活，包括其基本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和政治理想的基本伦理规范及道德意义”⑤。与政治哲学一样，政治伦理学的关切点也涉及国家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理想，不同的是它将这些点归置于伦理的关照之下，从伦理学的视域中去叩问政治价值、创设政治制度、表达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政治哲学被认为是“道德哲学的分支，它对正当性感兴趣，对国家应该或者不应该做什么感兴趣”，并且，“政治哲学是道德哲学非常特殊的分支，在那里，道德要求是非常高的”。⑥这样，“为政治划定伦理底线”就成了政治哲学的应有之义。而政治的伦理底线恰恰是由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和最核心的政治理念所昭示。至于提出并论证这些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则正是政治哲学家的主要工作。政治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连接处就在于“政治与道德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价值关联或连贯的价值理解”⑦，两者的契合点在于它们都认可政治与道德的这种价值关联，两者的分野处在于处置这种价值关联的方式彼此有别。政治哲学在更高的层级上处置这种关联，以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来维护这种内在的价值；而政治伦理学则更关心这些价值在现实中的践行，落实于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付诸对基本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及政治理想的考察，探究其基本伦理规范和道德意义。 一、契合之由：政治与伦理的内在关联 自古以来，无论东方和西方，政治生活总是离不开伦理的视野。政治必然包含对某种价值理念的追寻，需要伦理的支撑和引导。在古希腊，政治被人们赋予了浓厚的伦理色彩，是实现最高价值的生活方式。柏拉图认为城邦是依据自然秩序而形成的，实现正义是城邦的内生诉求。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追求的是最高最广的善：“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追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⑧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城邦是人类为了获得优良生活而自然演化的产物，趋向城邦生活是人的本质使然。就如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城邦是先于个人的存在，人不能离群索居、自给自足，唯有在城邦中满足自己的需要、实现自身的价值。正是在城邦中，人们得以与动物区别开来，并遵纪守法而避免堕落。对于个人而言，公民是引以为傲的身份，唯有通过政治生活才能实现至善。 政治的伦理特质在东方文明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阐发。孔子就提出“政者，正也”的命题，政治天然具有追求“仁”的伦理向度，而且从政者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为政以德”是我国传统政治的核心话语。施行“仁政”数千年来都是从政者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孟子在与梁惠王的辩谈中将伦理政治表达得淋漓尽致。他告诫梁惠王在政治生活中不能只关注利益。一个失去伦理的国家即便强大到可以征服其他国家，也不过是推行霸道。唯有推行“仁政”，让天下都心悦诚服，才可达“王道”的境界。如他所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⑨施行道德的统治、建立道德的国家是成为王者的必要前提。或者说，作为国家政治理想的王道本身就被赋予了积极的道德价值。不难看出，经典的政治从来都与伦理如影随形、不可分离。道德的政治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政治的道德正当成为国家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传统政治中，执政者要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必须首先站在伦理的高点，也唯如此，传统政治对于道德予以了额外的关照。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只有那些拥有最高理性的人才能步入政治的殿堂。柏拉图区分了三类人，提出了“哲学王”的命题，即那些拥有最高理性的人方可成为国家的统治者。这里的理性当然指道德理性。亚里士多德虽然不认为善如柏拉图所论述的那样是形而上的实体，而是须由实践所体现，但他认为政治生活恰是人们按照逻各斯实践的最高形式。在我国传统政治中，道德也处于中心地位。“仁”不仅是政治制度和政策的核心价值，也是参政者的人格理想。我国早在商代就形成了“以德配天”的思想，认为缺乏道德的人无法承受参与政治的使命。仁爱、清正、廉明、忠诚也成为我国传统政治道德的普遍要求。怀道德之心、从道德之政是我国传统道德生活的内在逻辑。对政治道德资格的强调也充分展示政治与道德的统一。 只是近代以来，古典主义的政治、道德关系才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道德知识逐渐让位于科学知识，即施特劳斯所说的“Knowledge”被狭隘理解为“Scientific knowledge”。后者讲求精确性、客观性和可预测性，需要得到实证的检验，而前者恰恰无法满足自然科学知识的标准要求。正因为道德知识的式微，政治的道德也就难以逃脱被质疑的命运。二是政治的世俗化趋势。从马基雅维利开始，人们不再认为政治追求天国般存在的善。政治的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的善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人性的善理解。比如古希腊理性主义学派所言及的道德理性和我国儒家的性善论。马基雅维利却认为人性是自私和贪婪的，正因为人性有恶的一面又缺乏自我约束，所以需要政治生活来限制人们的行为、组织人们的活动。政治的使命从追寻伦理永恒价值转向创造富宁的世俗生活。政治的伦理光环逐渐消退。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孟德斯鸠，政治非但不以积极的道德姿态出现，反而被视为必要的恶，如何防止权力滥用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三是政治作为学科业已形成独立的体系，与道德哲学分属不同的范畴，而且受到政治结构主义的影响，在近代政治语境中占据了优先于善的地位。政治不再讲究道德立场，价值中立反倒被认为是政治生活的合宜状态。罗尔斯等学者认为政治应该无偏地对待所有社会成员，既有的道德价值立场不但无助于政治理想的实现，反而会引发政治的不公正。由于上述三个因素，政治与伦理之间出现了分离的张力，把政治划出价值的范畴似乎成了一种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