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两种趋势 英国是近代工业革命的策源地与集中地，①这种观点在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英国的城市环境史有典型研究价值。在英国城市环境问题上，我国学者曾普遍认为，污染是18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以梅雪芹教授的观点为代表，她认为“城市环境问题无疑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而生的。英国早期机械动力与工厂坐落特征……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与市政建设滞后等，是造成环境恶化的直接因素”，从而得出“这种追求利润、积累资本的资本本性是工业革命过程中出现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②陆伟芳、余大庆等人在肯定资本主义是“罪魁祸首”后进一步提出，城市污染是“私有制的制约”造成的，认为近代英国环境改善“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的发展趋势”，从而得到应适度加强中央权力、“统一规划”的启示。③ 近来的一些新成果显示出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在国际上，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学者彼得·索尔谢姆(Peter Thorsheim)的著作《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影响颇大。他主要关注当时人们对“污染”的定义和态度，从传统认知观念、污染与文明、环保主义、政府管制、污染转移等几方面梳理了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英国人“发明污染”的过程。他还关注到工业革命后一些新生物质在人们观念中从“无害”到“有害”的变化过程，并提到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污染是一个具有延展性、具有偶然性的概念”的观点。笔者读该书前已考虑道格拉斯理论在环境史研究中的意义，索氏虽未详论却同样带来很大启发。另外，国内相关研究也逐渐多样化。④任其怿、吕佳通过住房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发现了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和在城市治理中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⑤唐子来通过分析城市规划法的变化过程，认为污染与英国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直接相关。⑥刘金源教授则综合上述观点，他除了赞同19世纪英国污染与“自由放任”的工业化模式有关外，还承认当时“受工业化时期的技术制约”以及“与当时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漠视态度”有密切关系。⑦齐骥、滕海键则进一步总结道：“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导致严重的城市环境问题的原因既有技术层面的，也有社会层面的，既有意识上的因素，也有政治上的因素，是多种因素、多方面原因综合效应的结果。”⑧综上，单一的经济、政治、观念技术等因素已无法解释当时英国污染的真正原因，新的视角不断涌现。 国际上，在运用科学技术知识方面，彼得·布里姆保考姆贝(Peter Brimblecombe)被称为污染史研究的开创者。他将气候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分析了自中世纪以来英国城市的空气污染历史。⑨经过进一步分析知识和认知差异，自然思想史学者彼得·科阿特斯(Peter Coates)在《自古以来西方人的自然观》中承认“自然观是一个社会的和文化的建构”。⑩环境史权威莫斯里(Stephen Mosley)更明确指出，煤烟污染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同样也是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当时的人们对这种污染有不同的认识，不同阶层的人们或要对它进行合理化解释，或认为是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或激烈批评等。(11)雷蒙德·威廉姆(Raymond Williams)则直指，关于“污染”的观念就像关于自然的观念，是“文化发明”。(12)在国内，梅雪芹教授较早地将19世纪英国环境史与化学工业紧密结合，从大气污染成分透析大气污染的危害，隐约将问题“矛头”指向技术知识层面。(13)汤艳梅则从“人类任何行为都是满足自身需要的表现”的角度，认为“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如何对于自然的变化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城市环境问题的原因首先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必然联系”。(14)这样，“知识、态度”等观念层面的影响因素被提高到主要影响因素。另外，社会层面的阶级矛盾、政治冲突等因素被逐渐挖掘出来：陆伟芳认为，中产阶级是在英国工业化时期出现的新阶层，他们的郊区化行为对英国城市化有重要影响；(15)赵虹、田志勇、宋严萍等人则强调环境史不容忽视广大工人阶级，如工业化早期被机器吞噬的劳工阶级的苦难生活等社会问题，他们的生活更能反映环境变迁。(16)这样，我国环境史学者又逐渐着重研究“社会结构”的问题。 综观上述成果，我们发现，近年国内外城市环境史研究有逐渐注重观念层面的“认知结构”与社会层面的“阶层结构”的趋势。诚然，经过多年探索，各国学者对于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史研究范围更广、角度更多，但是面对“环境污染”的历史，目前少有人对该时期的“污染”(包括“肮脏”“污秽”等相似观念)这一关键观念的本身进行探讨——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史的“污染”究竟是什么含义？不清楚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就无从得知什么才是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元凶”、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史的发展主线是什么等，更难以借鉴英国的城市环境治理经验。 我们看到，以上环境史研究中每篇文章必提“污染、肮脏、厌恶”，这些表述总体上可以归结于“污染观念”。象征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其名著《洁净与危险》中详细剖析了“污染”(pollution)的观念，她在序言中直指该书主题与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问题“不期而遇”。(17)她认为污染的观念中潜藏着一定的“分类结构”。她延续着涂尔干(Durkheim)、莫斯(Mauss)等人指出的原始社会存在的“神圣—世俗”分类体系的思想，指出人的理性行为都离不开“分类”，这种具有“普同人性”的分类体系规范着人们的行动并形成社会组织。她进一步研究证明“每种文化都有它自己对于污垢污秽的概念，这些概念与文化对那些不可否认的积极结构的概念形成对照”。道格拉斯指出，对既有的分类系统与总体秩序的各种挑战，都被该社会的禁忌系统在理论层面上视为某种潜在的“危害”。那么，“肮脏、污染、污秽”就是那些位置不当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那些未被纳入特定分类系统和社会道德秩序的事物，即无法被归类的东西或混乱的无序状态。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污垢，我们对“污染”的定义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中。“污秽即危险”，即污染冒犯的是观察者眼中的秩序。去除污垢是重组环境的一项积极努力。(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