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6年，雅典及其盟友与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海军在阿吉纽西群岛附近海面爆发海战。战役以雅典获胜告终。伯罗奔尼撒同盟损失了70余条战船(一说77条①)，其中斯巴达战船十损其九，统帅卡利克拉提达斯阵亡。雅典方面也是“惨胜”，共25艘船被击沉。色诺芬特意提到，除少量水手外，沉船上的大多数人在随后的风暴中溺毙。这或许是西西里远征以来雅典最重要的一次胜利。可是，战后将军们不但未能获得任何奖励，反因为未能及时打捞落水船员和阵亡者遗体，遭遇审判，多名将军被处死，史称阿吉纽西审判。据说雅典人不久之后就对他们的行动感到后悔，但大错已经铸成。次年，雅典在羊河战役中惨败，舰队全军覆没，雅典大势已去。公元前404年，雅典被迫向斯巴达投降。 由于这场审判对希腊历史影响深远，自古以来多有关注。色诺芬、柏拉图和狄奥多鲁斯都有记载，几乎是一边倒地抨击了雅典人违背法治的行为；近代学者中，多数人认为这场审判体现了暴民统治下民众的反复无常，②即使立场相对中立者、甚至格罗特那样极力为民主政治辩护的人，也承认在这场审判中，民主政治违背了其一直主张的原则，致使无辜之人冤死——“这是一种非常粗暴的不公正和不法行为，给那些通过决议的人，以及全体雅典人，带来深深的耻辱。”③卡根虽然认为审判的发生带有偶然性，是一种特殊情势造成的结果，但也觉得“这一事件与雅典对法律、公平和程序正义的尊重是如此南辕北辙，而这种尊重正是雅典民主政体的特征所在”。④赫尔德在论及古代民主的特点时，特意长篇转述了这场审判，认为它体现了公民大会容易受一时激情所支配的弱点，“全民公决的某些不稳定的基础，以及由于缺乏对于情绪性行为的某些制约的制度机制而具有的普遍的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可能性”。⑤在政治思想学界，这个例证更经常被作为民主与法治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经典例证，受到众多思想家的注意。佟德志指出，“色诺芬的记述提醒着人们，尽管民主与法治常常相伴而生，但这对孪生子却始终存在着冲突，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张力”，“民主的普遍建立没有消除民主与法治之间固有的矛盾，反而使民主与法治的紧张关系具备了更为重要的理论内涵”。⑥只有麦克道维尔在用两页多的篇幅相对详细地回顾了审判过程后，提出了与前述观点相当不同的看法：“除了辩护人演讲的简短和集体判决以外，我们根本没有合适的理由认为，在这个案子所遵循的程序中，在法律上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⑦不过，他的回顾忽略了一些重要史实，而且夹在有关失职案件的介绍中，几乎没有得到多少注意。事实上，关于这场重要审判的若干关键细节，对诸多论者而言似乎并不清楚。而这些基本史实，直接影响着我们对本次审判的评价。具体说来，将军们是否有过错？应对枉法裁判负责的，是在雅典享有主权的民众组成的公民大会，还是议事会，抑或是其他群体？直接民主与法治之间一定会存在紧张吗？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回顾和考辨，进而反思雅典城邦直接民主与法治实践之间的关系。 一、将军的责任 在色诺芬和狄奥多鲁斯的记载中，将军们似乎没有任何责任。在前者笔下，将军们击败伯罗奔尼撒舰队后，将搭救落水者的任务委托给泰拉麦奈斯和塔拉叙布鲁斯两位富有经验的将领，并挑选47条船用于救捞。但是因为风暴，两位将领未能完成任务。⑧在后者笔下，将军们战后忙于追击敌人，回到阿吉纽西之后，他们本欲救人，但风暴骤起，士兵们因为疲劳拒绝出海，致使绝大多数落水者丧生。⑨所以，雅典人的愤怒和处死将军，是民主政治下暴民激情发作的结果。但是，他们的看法遭到了格罗特强力反驳。他首先指出，将军们追击逃敌错过了最佳搭救时间，回来后又不马上行动，而是开会议论，选择船只，无谓地消耗了时间，导致大批落水者：身亡。这是现代战争中任何将军都不可能犯下的错误。其次，将军们只是把任务委托给两位三列桨战船的船长，没有任何一个将军亲自指挥，显然对救援和打捞工作不够重视。最后是所谓的风暴问题。格罗特认为，既然伯罗奔尼撒舰队能够顺利逃亡，将军们还能够在追击中顺利返回阿吉纽西，则风暴阻止救援之说非常可疑。因此，“将军们很大程度上应当为案件负责”。⑩ 但是，格罗特的观点并未被多数学者认同。卡根已经指出，格罗特怀疑风暴的理由并不成立，因为不仅战斗前夜米提莱奈大雨和雷暴大作，而且战斗结束后，阿吉纽西的局部海域的确可能存在自北向南的风暴，致使营救活动无法进行。虽然米提莱奈和开俄斯之间并无风暴，但并不意味着阿吉纽西地区的海面也是如此。“有些风暴泥于局部，几英里之内天气全然不同。”(11)我们认为，卡根的判断更为合理，但理由略有不同。须知当时雅典几乎所有成年男性都参与了阿吉纽西战役，参战者中的许多人也都在战后回到了雅典，至少泰拉麦奈斯和塔拉叙布鲁斯等负责营救的船只的部分水手返回了雅典。六位将军返回雅典时，同样也带回了部分船员。因此在战役后第一次审判将军的公民大会上，将军们都只是强调风暴使营救工作无法进行。为了证明自己的言论，将军们“提供了他们同船的领航员以及许多其他人作为证人。由于这样的论证，他们几乎说服了公民大会，许多公民站起身来，希望为他们作保”。(12)在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后续的审判中，无论是转而控告将军的泰拉麦奈斯，还是那个提出了非法提案的卡利克塞努斯，更重要的是那个自称自己好不容易逃生回到雅典、要求向将军们复仇的水手，也都没有否认风暴的真实性，只是要求将军们负责。狄奥多鲁斯的记载也证明，风暴有一个逐渐加强过程，战斗结束后整个海面上都是漂浮的船只和死尸，风暴增强后，“由于损失了许多船只和水手，以至于库麦和弗凯亚沿海的地区都布满尸体和破船。”(13)所以，风暴阻止救援，当无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