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至20世纪西方鉴藏与研究视野中的中日绘画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53(2019)065-0006-11

       DOI:10.13574/j.cnki.artsexp.2019.03.001

       在此衷心感谢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斯坦福大学的东亚文化研究者邹珊小姐给予的无私帮助。

       在19至20世纪的一二百年间，西方人并非全然将中国艺术作为独立范畴来理解，而是作为远东艺术中的一类看待。当时的远东艺术，也称东亚艺术，一般指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在西方艺术史的传统中，文艺复兴之后，绘画被认为是一种通过科学的智识来认识和再现世界的方式，[1]15属于“纯美术”(Fine Arts)的范畴。①西方对绘画的研究，除了面对造型之美外，往往还包括面对创造它的民族的智识程度。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有必要思考在西方世界中，中国画作为远东艺术的组成部分，与日本画在“他者”观感上的差异，进而更好地理解国家和地域之间的艺术传播和文化形象等问题。

       一、中日艺术与西方接触之初

       一般认为，欧洲的“中国风”(Chinoiserie)，即指在17至18世纪间，流行使用带有中国元素或风味的装饰物的风尚。[2]53然而，日后的欧洲艺术史家对“中国风”的评价并不高。大英博物馆的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1869～1943年)在其初版于1908年的《远东绘画：以中国和日本的图像艺术为主的亚洲艺术导论》(Painting in the Far Ea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ictotial Art in Asia Especially China and Japan)中，认为这是一次颓废的时尚风潮，就绘画而言，大都是广州制造适应欧洲理想的外销画，乏味而无趣。②英国艺术史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年)则认为，这股席卷欧洲的中国风尚，或拟中国风尚，只限发生在次要的、装饰性的艺术范围内。[3]116可见“中国风”虽然盛行一时，但未能使中国画真正为西方所了解和接受。

       喜爱日本艺术的热潮在欧洲的兴起，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时正值印象派流行，而日本对西方的影响并不在于中国传入的南画，而在于版画，亦即江户时期的浮世绘。苏立文认为，版画的色块、线条以及装饰性完全推翻了19世纪西方美术学院所教授的全部绘画原理，对于正在联合起来反抗法国学院派美术传统的画家来说，浮世绘不仅为他们的理论提供了依据，而且还为这些理论付诸画布之上提供了一套具体操作的技法。[3]232

       具体而言，1856年葛饰北斋(1760～1849年)的木刻版画小画册传到了欧洲，由法国画家费利克斯·布拉克蒙(Félix Henri Bracquemond，1833～1914年)推荐给了马奈(douard Manet，1832～1883年)、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年)、拉图尔(Georges de La Tour，1593～1652年)和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年)等画家，对西方印象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47惠斯勒《黑色与金色的夜曲：落下的烟火》(Falling Rocket)受到了歌川广重(1797～1858年)《两国桥烟火》的启发；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年)用油画认真临摹了歌川广重的《大桥骤雨》；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年)的《喂食的小狗》(Puppies Feeding)明显取材于歌川国芳(1791～1861年)的一幅版画构图。[2]53-60虽然日本的传统色木刻版画到了晚期才开始影响到欧洲艺术，但日本对欧洲艺术史的影响，无疑比仅仅浮于装饰层面的“中国风”趣味来得久远。

      

       歌川广重的《大桥骤雨)(左)，凡·高临摹(右)

       如同“中国风”一样，日本画对西方画家的冲击，苏立文认为应该看作是19世纪中期流行的喜好日本的时尚风气的结果。但这种风气的发生，似乎并不完全源于艺术的形式风格本身，他提到，当时的中国被西方人看作是孱弱和腐败的国度，欧洲人一方面为日本的文化和艺术魅力所吸引，对日本感到亲近；另一方面纯粹出于无知，对中国的文化艺术表示厌恶。这种荒谬的结论一直保持到20世纪才得以纠正。[3]231虽说如此，但欧洲对日本的深入了解还未发起。不过，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列强环伺的晚清时期，而日本在60年代开始了明治维新的改革，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日本竭力将自身的文化推向西方世界，欧洲的类似印象与历史造成的政治局势是有所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