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318/j.cnki.msyj.2019.04.010 尽管“美术革命”已过去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但犹如“五四”之于中国社会的意义一样，其对于中国美术学界而言始终是一个思想源泉和精神地标，被一代代的学人不断地追溯、言说乃至重塑，关于其历史价值的学术论争至今似乎仍未停歇。而要想对其意义价值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估，重返历史现场，从社会史、思想史和美术史等多重维度对其发生的历史文化场域加以廓淹和“还原”，无疑是一种必要且有效的研究理路。应该说，迄今为止学界已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历史发生学的考察便可宣告终结。因为。如果将其纳入中国现代启蒙救亡的时代大潮之中，并将其与之前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文学革命”等系列革命话语并置来加以研究的话，便可观照到其丰富的历史面相与复杂的文化动因。事实上，“美术革命”发生前后恰恰是美育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之际，二者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①路径选择与“救亡图存”的最终指向上的诸多共通之处，决定了二者势必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如对吕澂、蔡元培、刘海粟等人关于中国画革新的文字加以“文本细读”的话，可以发现，他们不仅多处提及“美育”，且普遍将美育作为其美术革新主张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所以，从美育视角来审视“美术革命”的发生，发掘美育思想对于中国现代美术革新的推动与引导作用，便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一、从“教育救国”到“美育救国” 中国近现代美育理论，最初是伴随着“教育救国”思潮在近世中国的勃兴与高涨而出现的一种新型救亡图存方略；是王国维、蔡元培等美育先驱面对晚清以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和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境况，在反思总结此前效法西方器物与制度失败教训的基础之上。吸收借鉴西方近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而提出的一种现代性启蒙话语，可谓是对自洋务运动后期以来过予偏重技术、智识、道德教育的“教育救国”理念的补充和完善，与当时的“实业救国”“宗教救国”“革命救国”等主张共同构成了中国近现代丰富多元的启蒙救亡话语体系。 与以往单纯论述教育本身不同，王国维格外重视教育与哲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指出“夫哲学者，教育学之母也”。②在推崇“人之自身”的欧洲近世哲学的影响之下，王国维认为，教育的宗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③所谓“完全之人物”，是人的身体能力与精神能力的充分发达且相互调和，其中，精神能力包括“知力”“感情”和“意志”三部分。对应着人之真美善三种理想。由此，王国维率先从理论层面凸显了美育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中国近世的教育体系之中，强调“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情育)是也”。④ 针对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公布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和尚实五项教育宗旨，刚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认为，前两项与共和政体、信仰自由相抵牾，后三项虽为现实所需，但其对象皆以现实世界为限，而教育之目的并不止于现实世界的改善，故此教育宗旨并不完备，亟需改革。受康德二元论暂学思想的影响，蔡元培将世界分为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并认为二者对于人之功能意义不同：现象世界，“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实体世界，“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⑤人生在世不可仅仅追求现世幸福而缺乏超越现世的观念，否则便失却了人生之价值。何况，二者量看似截然对立、相互冲突，实则可通过教育实现由现象世界提升至窦体世界的可能，“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宴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⑥即是说，教育并非像宗教那样完全否弃现世幸福，而是努力从现世幸福之中达至实体观念。那么，如何才能超越横亘于二者之间的“人我之差别”和“幸福之营求”等意识障碍呢?蔡元培的答案是美感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⑦基于此，蔡元培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德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的新型“五育”，并强调“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⑧ 显然，王国维与蔡元培皆注重从哲学上立论来倡导美感教育，强调美育对于现代教育的不可或缺性。正是基于二人的倡导之功，1912年9月北京教育部发布的《教育宗旨令》规定，“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⑨而这标志着美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一个独立科目被正式纳入官方的教育方针。 基于王国维、蔡元培等众人的努力，至五四前后，美育思想逐渐在中国蔓延散播开采，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意识到以往教育救国理念过于偏重实用理性而轻忽情感美育的结构性缺损，尝试以各种新型文艺样式对国人进行情感教育和现代性启蒙。单纯就美术领域而言，“社会上对于美育的观感，在五四以前虽无特别的赞赏。但亦无人反对。五四而后则已蔚为一种思潮，各地美术学校，固多相继设立，对于美术的观念也和从前不同：就是昔日所认为最不合体的模特儿亦在各美术学校中任人写作；虽然顽旧的当局也曾有所干涉，但终因社会上一般思潮之转移而莫如之何”。⑩应该说，文学艺术之情感启蒙价值的发现，不仅契合了五四思想文化改造与启蒙的精神主调，助推了文学艺术的主题、观念、形式等的全面革新，也与“教育救国”的欲救国先育人之核心理念相趋同，为初创期的中国现代教育增补了重要的情感教育维度，并由此衍生出“美育救国”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