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3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9)04-0036-07 近代以来政治文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表明，一个政党是否具有社会整合的强大能力，以及能否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构建起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决定政党自身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后劲。在当代中国政治形态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构建公共部门与社会系统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通过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外围组织对民众进行整合与动员。构建“政党—国家—社会”稳定共同体，关键在于增强广大民众对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的认同，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与人民需要的社会逻辑统一起来，群团改革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步骤。其中，共青团改革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政治叙事中被重新定义和赋值，“党的群团工作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群团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1]党的十九大将群团改革置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高度进行谋划。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群团机构改革做出战略部署。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作为由执政党亲自部署和推动的改革工程，共青团改革内在具有怎样的政治理性和政治意蕴，在新时代应当如何拓展共青团改革的政治空间，以及共青团改革的政治逻辑在何种意义上提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从党建命题到政治学研究：共青团改革研究的视角转换 构建现代性国家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中国现代性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当代中国政治形态中，共青团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我们党与青年精英、青年群众的政治联通装置，在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不可或缺。[2]共青团与执政党构成相似结构性特征的政治联动系统，发挥“解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聚合”执政社会基础、“表达”青年群众利益和特殊关切等功能。如何进一步增强共青团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适应性，如何使共青团改革更好地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的宏观格局，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乎共青团组织存在价值和未来走向的大事件，也是“共青团改革”命题的政治缘由。 中国共产党是共青团改革的推动力量，是共青团改革的政治基石。2014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群团改革工作。2015年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对包括共青团在内的党的群团组织改革发展做出全面部署，习近平强调：“必须把群团组织建设得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使之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3]两年后，习近平对群团改革阶段性进展做出批示，党的组织“要推动各群团组织结合自身实际，紧紧围绕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直面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敢于攻坚克难，注重夯实群团工作基层基础”。[4]2018年7月，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再次重申共青团改革的政治原则与主攻方向。共青团改革是由执政党亲自主导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青年组织转型与重塑的政治实践活动，旨在促使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情境下，青年从原子化存在走向组织化聚合，它是“一种推进政党青年组织转型与变革的制度安排，一种实现青年发展和成才进步的公共政策，一种将青年人力资源转化为强国建设的现代性资源的转化机制，一种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新使命又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交互作用的实践进程。”[5] 当前，学界一般将“共青团改革”视为一个群团改革命题，而群团改革命题又是党建命题的一个分支，因为“群团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工作是党的一项根本性、基础性工作”。[6]由此便形成了“党的建设—党的群团工作—共青团改革”的研究范式。有论者认为，共青团改革与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转型具有交互性，政党变革牵引共青团改革，“对政党自身而言，政党现代化在影响和制约着外围组织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外围组织能够积极响应和适应变革，为政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7]还有论者指出，我们党对群团组织提出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要求，这应当成为共青团改革的“基本价值导向”。[8] 作为党建命题的“共青团改革”，其学理分析框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其概念工具、分析框架、话语体系也往往是从党建学科“移花接木”借用过来的。习近平指出：“只有进一步把党建设好，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9]“挑战—应对”是党建研究的经典框架，即对执政党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内外部环境、主客观风险源等进行系统分析，透过现象把握党自身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结合实际做出回应，提出应对方案，进而推进政党的组织形态变革、执政能力提高、制度体系完善、运行机制优化。这种研究范式廓清了共青团改革与执政党建设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共青团改革的现实背景、重大意义、改革重点等，是对党建理论的延伸和拓展。但是，这种研究范式也存在明显不足，即抑制了“共青团改革”命题的理论弹性，用党建话语“套用”或“解读”共青团改革的政治意蕴和实践逻辑，不仅模糊了共青团改革与执政党建设之间的“学理边界”和行动差异，更容易使“党的群团工作理论”矮化为“党的组织建设理论”，使“共青团改革研究”降格为“党的政治工作研究”或“群众工作研究”，从而遮蔽了共青团改革对于执政党自我革命以及对于其他群团组织改革所具有的政治文明意义。 二、作为政治学命题的共青团改革 从政治学角度构建共青团改革的学理分析框架，有助于增强对作为党建命题的“共青团改革”在理论理解上的深度和实际操作上的灵活性，对于全面理解把握共青团改革与政党政治发展和现代国家建构的关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认为，作为政治学命题的“共青团改革”，其政治理性体现为三个方面：政治叙事向度、意识形态向度、国家治理向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