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式制度的重要一环，选举与参与是决定行政机构决策者、赋予行政机构正当性的标志。若缺少任何一方群体参与，一方面会引发公众对选举代表性及有效性的质疑①；另一方面缺乏主动的参与，亦将影响到政治制度的执行与运营②。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间冲突与矛盾逐渐浮现，选举产生的政府的效能却不断降低。让公众对政府以及制度失望，对政治事务的关注度不断降低。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提出“民主失灵”的概念，认为政治人物无力解决政治问题，西方民众尽管不会对政治家以及政府强烈对抗，但是已经失去了信任感，对政治也陷入冷漠之中③。对于执行西方式选举的国家与地区而言，政治冷感成为其迫切关注亟须解决的问题。现代国家当中，青年对政治冷漠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执行西方式选举制度当中，最为直接的表现即是青年的政治投票率不断走低。社会压力的增大，让青年人无暇顾及政治。因此引发学界对青年缺席政治投票的担忧。帕特南(Robert Putnam)认为，青年不积极参与政治是美国社会成本低落的重要标志，是美国政治与市民社会衰落的标志④。 台湾地区自“太阳花学运”之后，青年世代政治热情被社会运动所带动，青年政治浪潮此起彼伏。到2016年时参与“中央立法委员”选举总人数较2012年大幅增加，同时许多代表青年群体立场倾向的政党诞生(如时代力量、社会民主党、自由台湾党等)，再到2018年“九合一”选举，青年世代参选人数以及当选人数较上届有明显提升。这当中的原因及会对台湾政治格局、两岸关系走向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笔者以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数据库数据为基础，整理分析自2008年以来所有大型选举中青年世代参选与当选状况，探究台湾青年从政态势、影响及原因，希望为展望台湾政治生态和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一、台湾青年世代的概念界定与基本情况 本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台湾青年世代政治参与的现状、影响及原因，需要相应对“青年”和“世代”二词进行概念界定与梳理。曼因海姆(Mannheim)指出“同一个世代之间因其具有相同的社会位置以及相似的社会经历，较为靠近与相似；而同时受其社会经历、社会地位等影响，在同一时代之间其情感、行为与思考模式较为相似，并以此提出了社会位置的概念”⑤。对于同一世代而言，居于相同的社会环境、相似的社会背景以及相关的社会经历，会让其更加靠近彼此，表现在社会态度与政治态度上会更加的相似⑥。而在传统学界研究当中，有关“政治世代”的划分方式，不同学者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主题的差异性提出符合自身需求的划分方式，目前并没有产生一个一致的认知与共识。但是基于时代背景、环境背景以及省籍背景之下，可以将民众约略划分为“经历大陆或日据生活时期”“国民党在台威权统治时期”“后威权或民主化初期”等三类别，并形成不同的政治态度与价值观⑦。 这种基于背景的划分方式可以充分考虑到台湾民众的立场，然对于“青年”的概念而言，并不恰当。“青年”所含括的范围具有狭隘的选择性，并且具有时效性。从狭义而言“青年”所指乃一个年龄指标；而从广义而言，“青年”概念乃政治定义，只要是属于政坛新生代或年纪相对较为年轻的政治人物，都可被简单划入“青年”群体当中。因而对于“青年”的概念需要做作更具体的分析。40—65岁、占据社会主流世代与青年世代的观点存在差异，甚至存在对立⑧。因而在政治场域中，自成年至40岁场域之间的青年世代与主流世代的区分值得研究。本研究站在“青年”狭义定义的立场，以年龄作为划分标志，更清晰直观。依照台湾“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4条第1项的规定，台湾居民需要满23岁才能够登记成为候选人，因此青年竞选公职人员的年龄下限应为23岁。依照台湾社会媒体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惯例划分，39岁以下属于青年族群。结合理论与现实，本研究将青年对象的年龄定为23岁至39岁之间，着重观察该年龄段参与选举及当选情况。 依照台湾《远见》杂志2017年“两岸四地青年翻转力调查”结果，在对台湾经济走向的看法中，仅有8.6％的台湾青年世代表乐观态度，该比例远远低于同期50.0％大陆青年世代对大陆经济走向持乐观的看法⑨。台湾青年对于生活的失望及未来的不满，根本是现阶段台湾经济发展状况无力支持青年世代的发展。依照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2007年至2017年家户收入普查的统计数据，整理如表1。 表1 台湾居民平均一年可支配收入(单位：新台币)
| | 30岁以下 | 30—34岁 | 35—39岁 | 65岁以上 | |
| 2007年 | 384448 | 498105 | 578297 | 368378 | |
| 2017年 | 399401 | 498623 | 559369 | 414024 | |
| 增长率 | 3.9％ | 0.1％ | -3.3％ | 1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