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青年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改革开放基本同步。十年前，在《青年研究》创刊30周年之际，学界曾发表过有关这一领域过去30年的历史回顾、研究现状反思以及未来青年研究展望的系列文章，也举办过反思青年研究的相关学术研讨会。尽管学者之间很难说就一些核心问题达成了多大共识，但至少当时还有一个相对松散的学术共同体或者研究圈，而圈内学者也基本认同青年研究经历起伏之后面临的危机：即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繁盛和学科化热潮之后，青年研究曾一度走向沉寂或衰落，与此同时，其学科化步伐也从早期的立学编撰之风转变为纳入既有学科框架和专业规范的努力；而到21世纪初，“80后”青年现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青年研究呈现出一种复苏和回潮的热闹景象；然而这一领域整体上仍处于不太景气的状态(吴小英，2012)，有学者称之为“前范式时代”(方巍，2007)或“前学科时代”(黄海，2005)，也有学者称之为一种由“经验型”向“专业化”研究范式的过渡时期(沈杰，2002)，或者说由空泛的理论探讨转向实证研究的“学科化转进阶段”(高中建，2009)。因长期以来囿于常识性和政治性的论述而“学理缺失”，致使其学术性遭到一定质疑(陆玉林，2009a)。 十年前盘旋于青年研究上空的学科化焦虑的乌云至今仍未完全散去，不过在《青年研究》创刊40周年之际，它似乎已不再成为困扰这一领域研究者的问题。笔者在考察国内青年研究的代际更替特点时曾指出，随着受过专业化和规范化训练的更多青年一代学者的加入，这一领域将呈现出多元化和非学科化的特点(吴小英，2012)。研究者可能未必将自己的研究纳入所谓的“青年研究”的行列，也不一定对这一领域的学术共同体有认同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做出让学界认可并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因而学科化情结和困境在他们那里自然消解，青年研究学科边界意识的淡化，使得扔下学科化包袱的研究者只聚焦问题或者青年主体自身，反而将研究引向更加开阔的跨学科视野和更加专业化的深处。在这一过程中，无论对青年概念还是青年研究的理解，都发生了有趣的变化。 一、青年概念的演变及其特点 青年是个饱含争议却很少被检讨的概念。在青年研究学者那里，它通常被假定为一种由年轻人构成的独立而重要的非成人类型，一个由少年到成年的成长过渡期。然而青年并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或者生命周期意义上的年龄群体概念，它还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的、处在变迁中的概念。有学者因此质疑是否存在普遍意义上的青年概念，因为青年并非同质化的、静态的群体，强调青年本身具有的特质很可能会是一种误导；也有学者认为不如将青年概念化为一种跟年龄相关的社会历程，聚焦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是如何通过他们从家庭、学校到职场可能遭遇的共同经历建构而成的(Wyn & White，1997：8-9)。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即使青年之间所谓的共同经历也仅仅是表面上的，与其说是因为年龄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被社会体制对待的方式。在他们表面的普遍性之下存在着高度的特殊性、复杂性与社会分化，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张力已经成为青年研究学者需要重新思考青年的一个核心问题(Wyn & White，1997：1-4)。 然而青年所经历的社会过程和体验的多样化，并不能削弱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作为试图融合生物性与社会历史性的一个过程概念，它有助于我们在更宽泛和动态的意义上理解青年。与此同时，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以及社会制度与个体生命史之间的交叉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一个指向某一特定社会进程的关系概念，而这样一种思路就把权力关系引进了这个概念框架(Wyn & White，1997：9-11)。如同性别研究强调社会性别的建构性以及童年社会学强调儿童的社会建构性一样，青年研究中青年的社会建构性概念也促使人们思考和探讨究竟谁建构了青年这个问题，从而引申出对这种建构本身所具有的时代性的反思。 有学者认为，西方社会关于青年的主流叙述长期以来保持在以发展心理学为依据的青年与成年之间界限分明的二元框架内，这种传统假定青年处在儿童依赖期与成人稳定期之间动荡不安的“狂飙期”(storm and stress)，视其为理所当然的“不成熟”者或骚动者，是容易惹麻烦的或者易受伤害的人。而在经历20世纪60年代席卷西方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之后，青年在当时的社会和左翼政治大背景下成为强有力的具有抗争性、能引起共鸣的文化符号，因此在七八十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激进的青年文化和亚文化研究中，青年不再是社会问题，而是代表着来自底层的、边缘的、反抗霸权文化的正向力量，其意识形态再现可以作为社会危机处理的一个隐喻(Griffin，2001：147-166)。具有自身特殊的仪式或风格成为辨识青年亚文化的关键；而风格和抵抗也成为伯明翰学派青年研究的两个重要范畴(陆玉林，2009b：9)。 与西方学者所描述的青年概念的演变方向不同，中国社会的青年从一开始就是以政治的面貌出现的。陈映芳在考察青年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时，曾对不同时期中国青年的概念和角色进行梳理，发现青年具有明显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承载着以社会历史使命为核心、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先的角色期待(陈映芳，2007：169-175)。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整体上才呈现出一种“非青年化”的趋势，也就是那种“以意识形态性为主要性格”的青年的解体(陈映芳，2007：219-233)。但从主流话语的角度看，其实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到改革开放后的“现代青年”，都沿袭了青年作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政治话语，只不过这个事业的具体内容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目标阐释(吴小英，2013：65-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