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17年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报告》显示，全球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3％，并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并且高龄化趋势明显，80岁及以上人口约1.37亿，预计到2050年将会达到4.25亿，占比4.72％。在中国，《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等文件显示，中国老龄化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将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猛增至2.55亿，占总人口比例提升至17.8％，相当于每5个人中即有一个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老年抚养比将攀升至28％，相当于3个劳动力就需要抚养一个老年人。进一步来看，高龄化问题更加严峻，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将增至2900万，占老年人口的11.37％。基数大、增速快，并且整体健康状况不佳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据2016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致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18.3％，健康老龄化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目标。为此，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将“建设健康中国”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在不断加强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加快构建以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持、宜居环境为核心的应对老龄化的制度框架，通过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实现老年人口共享发展成果的战略计划。 人口老龄化研究进程与社会老龄化发展相伴随。西方发达国家对老龄化的地理学研究相对较早，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差异。Hiltner等和Goodman分别利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托利多(Toledo)等地的老年人口分布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老年人口向都市中心城区集中的规律[1-2]。②老年人口的流动与迁移。据2009年美国社区调查显示，都市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12％，而非都市老年人口占比15％，这种现象一方面在于老年人口因流动性差而固守农村，或是在城市中竞争失利而退避农村，另一方面是年轻人迁出农村前往城市工作，而产生的替代化或剩余化过程，两者共同作用于农村老年人口集聚现象[3-4]。③老龄化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多维影响。Chomik等通过扩展标准的抚养比对亚太地区人口老龄化进行量化研究，探究老年人口积聚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关系[5]。此外，Golant等还从人口资源开发、“银发产业”发展等方面开展研究，提出老年人口资源再开发、银发浪潮推动老龄化产业发展的影响[6-7]。 相对而言，国内老龄化的地理学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已有研究基于不同地域单元，运用地理探测器、面板数据模型等相关方法，涉及空间集聚、时序演化、动力机制、发展预测等方面。其中，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格局演变、集疏规律探讨及其形成机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王录仓通过对中国城市群老龄人口的空间格局演化研究，提出中国老龄化增长异速，并表现出城市群间老龄化格局从沿海向内陆跃升与城市群内部隆升—塌缩并存的特点[8]。刘华军等运用核密度估计的方法指出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非均衡性的基本事实[9]。在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形成机制上，赵东霞等结合“胡焕庸线”，运用多项指标，揭示不同地区老年人口的分布规律[10]。此外，还有部分学者结合人口预期寿命，预测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并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发展对宏观经济[11]、国民储蓄[12]、社会抚养负担[13]等诸多社会经济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 本文突破人口老龄化研究的故有框架，借助老龄化系数与人口预期寿命两个量化指标，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探讨中国老龄化时空分布格局；从老龄化系数、预期寿命双维视角探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耦合特征；剖析老龄化“数量”“质量”格局的形成机制，为加强区域联动养老、优化养老资源配置、提升养老服务宏观调控能力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研究区域为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暂不包括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澳门地区。研究时段为1990-2016年。≥65岁常住人口占比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预期寿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出生率、迁入率、迁出率等指标来自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人均GDP、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自然保护区占比来源于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海拔指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http://www.resdc.cn/)。地图数据源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网站(http://ngcc.sbsm.gov.cn/)。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行政区划在1990-2016年有变动的省、直辖市，依据当年行政区划进行归并。例如，1997年原四川省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合并为重庆直辖市，由于所涉及的年份较少且数据分离困难，本文依据当年统计年鉴资料，将重庆1990-1996年相关数据仍归为四川省，1997年后单独核算。 2.2 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