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例如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非人类物质与人类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西方社会开始重新反思人类与非人类(nonhuman)的关系。此外，当今世界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已经被公认不仅仅是涉及自然的问题，禽流感等人畜共同患病的公共卫生事件也令西方公众日益认识到已经不能将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绝对割裂看待。同时，在学术领域，女性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等研究人员也开始质疑这种二元对立，并试图探讨“人类”究竟是什么[1]。人们意识到越来越难以将世界整齐地划分为“人类”与“非人类”的空间。因此，“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重叠地带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趋势被称为“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2]。 后人类主义就像许多其他人文地理学术思潮一样，起源于其他学科，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西方地理学中得到快速发展[3]。该理论思潮认为，在现代信息与通讯技术、生物技术的影响下，已经无法将人类看作离散、独立的主体，“人类”无法脱离其周遭物质而独立存在。因此，应该通过人类与诸多非人类的关系而将“人类”重新定义为“混合实体”(hybrid entities)[4]。然而在对后人类主义思潮的回应中，部分学者认为该术语在许多层面上似乎存在用词不当之嫌[1]。如Whatmore就提出，“后人类”的术语假设了一个可以发展成“后人类”的人类原始对应物，而更应该被关注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与非人类共同组成的集合体。因此，她更倾向于使用一个新术语——“more-than-human”(MTH)[5]，并在地理学领域内率先发展了一种新的探究模式，即MTH模式。该模式将地理学与生物哲学相结合，同时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现象学和非表征理论。MTH模式的特点在于，它弱化了科学与哲学理论的表征功能，而强调所有的理论都是在实践过程中建立的，从而可以将建立理论的过程作为一种实践的技艺，对所研究的世界进行干预[6]。运用这种探究模式展开的地理学研究即为“超越人类的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MTHG)。 实际上，“超越人类的地理学”应该被理解为“超越人类范畴的地理学”或“不仅以人类为中心的地理学”，它的出现与西方地理学界试图重新弥合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努力密切相关。在19世纪末的环境决定论者看来，自然界在人类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20世纪初的区域地理学中，自然景观是区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地理学空间科学家通常采用相同方式考虑自然或人文地理过程。但随着人本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空间科学的批判，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的影响，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维度变得越来越复杂抽象，导致其与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愈加分离[7]。21世纪以来，新文化地理学者主张重新恢复唯物主义(materialist returns)并向着世界的生命活力(livingness)回归[6]，这种唯物主义不同于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其本质是呼吁人文地理学研究回归“事物(things)”，而不是一味地进行话语建构，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尺度是多元的。MTHG诞生于这一思潮的影响之下，它为打破地理学研究中“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弥合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分歧作出了贡献。 MTHG主张“关系本体论”(relational ontology)，即把世界理解为一系列复杂而不稳定关系的实现(achievements)[8]，强调“非人类”的“能动性”(agency)。其中，非人类概念包含从自然到技术的所有物质，这些物质是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以往的地理学研究中未受到充分关注[9]。“能动性”也不是人类所独有的特性，而是指人类或非人类主体影响“他者”或被“他者”影响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affect and be affected)[2]。同时，由于“人类”这一概念无法脱离其与周围事物的关系来定义，MTHG认为在政治与伦理意义上，人类也不应被视为凌驾于其周边世界的自由主体，而应该将非人类纳入政治与道德主体的定义之中，并重新反思人们过去制定及实践政治与伦理的方式[2]。 作为近年来西方地理学研究中最受人注目的新领域之一，MTHG试图绕过自然科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争论，转而采用关联的(relational)视角将研究对象放置到由人类与非人类共同组成的网络中去研究，从而为人类与非人类共同构成世界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7]，并为地理学研究以及为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提供了新思路。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西方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源起、研究现状以及主要的研究议题，以期为新时代中国人文地理学以及其他学科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域。 2 MTHG研究源起 根据Whatmore与Greenhough的研究，MTHG的发展受三大理论流派的深刻影响：其一，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特别是Latour等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其二，生机论(vitalism)，以及由Deleuze与Guattari发展的生物哲学(biophilosophy)观点；其三，由Thrift创立的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2，8]。 2.1 科学研究与行动者网络理论 社会学的科学研究挑战了长期以来学术领域内社会与自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分歧，这些二元论使人们把身边的自然和物质世界想象成了被动的对象，同时把能动性视为一种专属于人类的品质。作为科学研究学者，Latour试图利用ANT来展示“科学知识是如何被其所处的社会和物质环境塑造的”[10]。ANT旨在揭示和追踪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关联，提出不能将研究对象孤立地看待，而应该将其视为产生于网络中的各种关系的结果，从而有助于深化对塑造世界的复杂关系的认识。Nimmo也指出，ANT的核心是关注构成现代世界“混杂”组合的人与非人的多重相互关系，并挑战过去将这些混合体简化为相互对立的“社会”和“自然”元素的观念[11]。可以说，ANT有助于研究者跳出等级划分和简单归类的思维惯性，转而关注持续的循环与流动[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