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6.01 自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内亚史(大体涵盖了我国的北方民族史和西域史等领域)学者倾向于使用源自英语Centural Eurasia的“中央欧亚”(中央ユ-ラジア)一词来代指以前他们惯于使用的“内亚”研究(英语的Inner Asia，日语的内陆アジア)或“征服王朝史”领域，其使用程度之频繁，尤其表现在那些以提倡使用非汉文史料为研究特色的该国中青年学者群中。具体代表人物有杉山正明、森安孝夫、冈田英弘(已故)、杉山清彦、志茂硕敏、承志等。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同样是在日本的内亚史学者中，如果仍以使用汉文史料为主，则流行选用该国唐史学者妹尾达彦在1999年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九卷导语中所提出的“东部欧亚”(东部ユ-ラジア)或与它类似的术语①。有鉴于发掘非汉文史料的价值最近成为了我国民族史学界的重要关注议题②，而且杉山正明等“中央欧亚”学派的中坚人物的相关著作已经通过翻译，渐渐进入汉语读者的视野，将来或会对国内学界产生影响③；故本文的评析对象直接聚焦当下这一学派的主要观点，拟客观充分地检讨其得失成败，以作为我国民族史研究的镜鉴。据笔者观察，“中央欧亚”这一概念在该国学界的流行直接折射出日本内亚史研究思路在新的学术与时代环境下所发生的重大变迁，欲清晰地澄清这种变化所根植的相关学科背景，首先有必要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日本内亚史的自我转型和重新出发说起。 一、从传统的“满蒙史”研究格局到二战后的“征服王朝史”研究 “二战”以后日本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化促使在昭和前期与军国主义的大陆扩张有着极深渊源的日本内亚史研究的最主要支柱“满蒙史”的整个学术体系砰然坍塌，再加上为该学术体系长期提供制度保障和经济支持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为满铁)、“西北民族研究所”及其前身“蒙古善邻协会”“厚和蒙古研究会”等相应机构的破产解散，以及东北内蒙的回归中国，使得日本学界既不可能像之前那样在侵华日军的武力保护下，肆无忌惮地在中国的内亚边疆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征购以及民族学资料采集等种种有损中国主权的文化侵略行径，也无法再从经费上维持此前专门刊载此类研究成果的《北亚细亚学报》《蒙古学报》《内陆亚洲》《满洲学报》《书香》《蒙古学》等系列刊物的继续出版。政治经济局势的变革是如此剧烈，使得原先中日战争期间该国“满蒙史”研究的不少学者纷纷选择在战后转型，先后转入其他学术领域，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羽田亨栽培的得意门生、以研究塞外史和古突厥语碑铭见长的小野川秀美竟然从此改治清末民初史，其他还有在《蒙古学报》上发表其最初学位论文的榎一雄转向以厭哒史为中心的中亚史领域；在金史研究和东北亚民族史-考古学等方向均取得丰硕成果的三上次男则在战后由于无法利用中、朝等国新出考古资料，遂在其学术生涯的后半期径直投入到以东西方之间的外销瓷贸易为中心的“陶瓷之路”的全新分野中；原本主攻金元西夏史，既参编过《满和辞典》又从事过野外实地民族学调查的藤枝晃则成为了以写本断代研究见长而非主要依靠考古资料取胜的文献型敦煌学家。还有一些学者如小野忍、佐口透等也都相继离开了“满蒙史”领域。故随着之前在日本名噪一时的以宣扬“满蒙非中国领土”为宗旨的“满蒙史”的昭告终结，该国以“满蒙史”为台柱的内亚史一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打击与重挫，学术环境的低迷不振甚至波及日本内亚史的其他领域，像稍后的青年藏族史学者中根千枝干脆放弃了史学研究而彻底投身于社会科学领域内，最终成为日本社会学界的巨擘之一。正是在这种因形势严峻且前景暗淡而令人沮丧失意的悲观气氛下，美国学者魏特夫(K.A Wittfogel)倡导的“征服王朝”学说的出台，为日本内亚史学界消除这种因战败导致的经济和史观上的双重焦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转型契机。 一提起魏氏的“征服王朝”理论，中国学界习惯于将其视作一种为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张目或者至少也与之暗合的具有分裂中国意图的学说。如果我们冷静地对该理论的萌芽背景加以分析的话，即知这一定位其实并不那么准确，因魏特夫酝酿构思这一理论的时间正值其和冯家昇、王毓铨等合作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日本投降之前的太平洋战争期间，尽管完整阐释该理论的著作的出版已经晚至1949年。当时美日关系因珍珠港偷袭事件的爆发而急转直下，美国举国上下充斥着对日复仇的强烈民族情绪，甚至累及那些本来早已归化多时的日裔移民都在未作甄别的情况下悉数被强制关入集中营，完全被剥夺了基本的人身自由。与之相反，此前全凭自身力量单独坚持抗战多年的中国现在则作为美国的可靠盟友重新受到了美国社会各界的正面评价，遂致之前长期沦为二等公民的在美华裔的社会地位终于得到了空前的改善与提高。因此在彼时美国主流社会对中日两国的正反认知如此落差鲜明的时代背景下，对一向以政治嗅觉灵敏著称乃至惯于见风使舵的德裔难民魏特夫来说，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甘冒美国社会之大不韪，在自己的学术著述中积极宣传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政治主张呢?何况在他的辽史研究过程中，无论是资料的分析综合，还是观点的提炼推敲，皆离不开精熟辽史的爱国学者冯家昇先生(1939-1947年在美工作)的无私相助和尽心指导。 其次，从旗帜宣明地揭橥“征服王朝”命题的《中国社会史——辽》的导言等部分的表述中，也确实不见像当年的日本御用学者矢野仁一和后来的个别极右翼学人的著作中那类连篇累牍地充斥着某某地区非中国领土的赤裸裸的政治叫嚣和挑衅性分裂主张④。确切地说，他只是将中国的历代王朝划分为传统的以汉族为主导的本土型政权和以北族统治者为主导的非汉族王朝，后者又再细划分为以十六国北朝为代表的渗透型王朝和以辽金元清四朝为载体的征服型王朝，但无论是渗透型王朝还是征服型王朝，他在导言中均将其列入中国王朝的一种特殊形态，绝未将其摈弃于中国之外，这正像其书名所昭示的那样，如此处理路径不仅有别于日本当时的“满蒙史”研究取向，乃至与今天有些国外学者在内亚史研究中津津乐道于传播和散布“去中国化”论调的学术理路相比，也是明显不同的。然而，由于魏氏本人自1940年代后期开始转为极右，加之在50年代又推出了完全为反苏反共的右翼意识形态服务的政治宣传性著作《东方专制主义》⑤，这难免让人以后者那种完全沦为政治工具的标准来看待此前他和冯家昇合作完成的《中国社会史——辽》，从而怀疑其写作此书同样抱有十分阴险的政治目的，即配合日本军国主义瓦解分裂中国。其实只要稍稍了解魏氏的生平经历，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尽管从其后半生至死未改的反共反苏的顽固政治立场上判断，1940年代以后的他无疑是一位右翼知识人士，但却属于表面上用“自由主义”为己张目的新右派阵营，而与矢野仁一和冈田英弘这类露骨的旧派军国主义极右分子立场迥异。既然魏氏在其书中并未将辽朝“去中国化”，那么他的学术态度甚至要比后来罗萨比(M.Rossabi)在1980年代主编的论文集《10-14世纪期间，棋逢对手下的中国》体现的史学观念更加客观开明⑥，因为在后一书中，中国已经蜕化成了宋朝的同义词，故与宋朝对峙的辽夏金吐蕃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政权均被视作中国的对等邻国。这样“中国”的空间范围被大幅度压缩到仅归宋朝统治的内地一隅。与之类似的还有英国辽史学者史怀梅，她在近年所撰的批评北方民族“汉化”的论文中，同样将内亚边疆及其历史上的非汉民族均摈弃于中国(China)之外，并坚持使用“外人在中国的统治”(foreign rule in China)这样一种将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去中国化”的表述方式来偷换消解魏特夫与冯家昇书中所见的“中国征服王朝”概念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