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53；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9)11-0096-12 冷战是两大阵营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层面展开的全方位对抗，这已经是学界共识。如果以群体研究的视角来看，以往研究大多把视线集中在精英群体，特别是作为主要政治和社会精英的男性群体，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是决定国家走向的舆论塑造者、领袖人物和“增殖者”。相对而言，占据人口半数的女性群体并未得到国内冷战史学界应有的重视。①事实上，女性填补了男性主导场域之外的大部分冷战空间——家庭、消费场所、社区，并在教育、文化艺术、城市、宗教机构、政治空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衡量，由于后殖民国家女性普遍处于弱势地位，影响女性群体更有可能获得超出预期的收益。更重要的是，冷战以来，东西方阵营形成了各自倡导的“和平”和“民主”两大话语体系，并围绕这两大话语体系展开激烈对抗，而女性权力(women/gender power)是支撑这两大话语体系的主要力量，由此女性成为大国意识形态对抗的主要目标群体。 一、女性成为美国亚洲冷战战略的重要目标群体 冷战初期，美国在内部政治保守主义、外部冷战对抗的压力以及对外事务上的自由国际主义倾向影响下，整个社会形成“冷战共识”，②美国政府借此推动了“国家安全体制”的建立。尽管多元主义的文化和社会基础仍然存在，但行政机构和私人组织在反击共产主义、推广西方民主制度、确立全球领导责任这一立场上，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冷战共识”为美国官私组织密切合作，在亚洲共同推动针对女性群体的公共外交和对外援助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冷战战略的核心政策指南——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NSC 68)系列文件，除了提出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常规对抗外，还特别指出把注意力放在外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非官方群体和个人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这与杜鲁门总统提出冷战是一场“生活方式之争”有关，也与美国政治精英提出冷战是一场“人心之争”有关。无论如何，NSC68/3号文件多次确认，“环境与事态发展已经将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头衔加诸美国身上”，只有帮助他国民众发展并维持对自身、对自由社会的信心，建立与美国的利益认同，才能有效地抵制共产主义的威胁，获得自由、机会和安全。③或言之，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斗争。 在政策实施层面，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普遍认为，私人志愿组织参与到亚洲国家(地区)的社会发展中是反击共产主义的重要手段，能够很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为了保证美国官方在其中的引导作用，美国政府创设了一套官私合作的机制。“国家安全体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解决国内社会资源整合的难题。简言之，新创设的机制允许美国对外实施有组织的隐蔽活动(Covert Operation)，并根据实际需要成立隐蔽组织。冷战前期(截至1967年)，美国政府建立和资助的海内外隐蔽组织难以计数。仅中央情报局就有前线组织32个，“管道”组织(Conduits)26个，间接接受其资助的组织有71个。④自由亚洲委员会(1953年后更名为亚洲基金会)即中情局资助的前线组织之一。 美国在亚洲国家(地区)从事冷战“公民与社区发展活动”的代表机构是自由亚洲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打着“非官方”旗号，实际接受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指导的“准非政府组织”，其活动经费主要由中央情报局提供。自成立之初，自由亚洲委员会的使命就是通过为亚洲组织和个人提供援助，发展他们各自所在国家(地区)的社会和社会制度，使这些国家(地区)成为“自由世界”更为强大的成员，以达到反击国际共产主义，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⑤这样一种带有明显干预特征的政策，显然不适合由美国官方来推进。毋庸置疑，美国政府创建自由亚洲委员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开官方介入的敏感性，“建立一种美国公民与亚洲国家公民沟通交流的最佳机制”⑥。对于诸如自由亚洲委员会这样的前线机构来说，以文化和教育交流来“争取人心”、促进个人和社区发展，是反击共产主义的题中之意。 尽管极力强调加强亚洲社会“民主机制”对于反共的重要性，但美国政府一开始并未重视女性群体的作用和影响。在冷战战略指导文件中，美国政府特别关注的群体是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在有些非民选政府国家，农民和城市无产者是重要目标群体。而在新兴国家，劳工和青年的影响力被认为是尤其重要的。⑦亚洲女性逐渐进入美国政府的政策视野，并成为美国官私组织着意影响和塑造的重点目标群体，是出于以下3个原因： 其一，美国政府发现，美国私人组织和女性志愿组织对亚洲女性的关注，与美国冷战政策目标不谋而合，由此着手推动私人组织的女性活动。应该说，在影响亚洲女性态度和情感方面，美国私人组织的活动开展得更早、更积极。福特基金会在着手从“公众福利”组织转向“人类福利”组织的过程中，确认基金会的未来责任是促进世界各国的和平、教育、行为科学、经济稳定和民主机制。⑧而女性进步被认为是民主机制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该基金会在向国际化转型的过程中，已经着手对女性事业的投入。在亚洲地区，福特基金会针对女性的第一笔资助投给巴基斯坦。1951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全巴女性协会(All-Pakistan Women’s Association)50万美元，用于巴基斯坦城市女性教育和乡村女性培训。⑨而身负官方使命的自由亚洲委员会在亚洲开展活动时，注意到了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WCA)和世界女童军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Girl Guides and Girl Scouts，WAGGGS)这些女性志愿组织在亚洲的活动。自由亚洲委员会在评估后认为，类似女性志愿组织在亚洲实施的项目，是为推动亚洲女性个人自由和自我发展理念而实施的积极措施，也是“抵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青年群体中扩散的有力方式”⑩。自由亚洲委员会便决定在可行的范围内，全力资助女性志愿组织的相关活动。并且，通过近3年的实践，自由亚洲委员会确认在女性组织中开展活动，与针对青年和学生、教育工作者、作家、知识分子和宗教团体一样，能够取得最好效果。(11)
